A recent study was the first to show that a particular gene affects financial behavior outside the lab

When trying to understand why some people have trouble living within their means, we tend to blame factors such as high interest rates and irresponsible spending. Now researchers have found another possible culprit to add to the list: a gene linked to credit-card debt.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总是捉襟见肘，我们可能会认为应该归咎于高利息率和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但现在研究者发现，还有另一个罪魁祸首：基因与信用卡债务是有关系的。

Earlier work has shown that genetics plays a role in how we handle money. But a recent study was the first to show that a particular gene affects financial behavior outside the lab. Researcher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and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oked at genetic data and questionnaires already collected from more than 2,000 young adults aged 18 to 26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 In particular, they looked at whether these young adults said they had any credit-card debt and what version of the MAOA gene they had.

早期的研究告诉我们，遗传会影响我们的理财方式。但是，最近一项研究首先在实验室以外证明了某个特定的基因对理财行为存在影响。加州大学的研究者，San Diego，以及伦敦经济学院将基因数据与来自超过2000名18到26岁之间的年轻成年人的调查问卷得出的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这些数据是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调查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他们特别就这些年轻成年受访者是否有信用卡债务的情况和他们所带有的单胺氧化酶基因型进行了对比。

Monoamine oxidase A (MAOA) is an enzyme that breaks down neurotransmitters (signal­ing chemicals) in the brain. Previous studies have linked the low-efficiency versions of the MAOA gene—the variants that cause less MAOA to be produced by brain cells—to impulsiveness.

单胺氧化酶是一种能分解脑部神经传导物质（信号化学物质）的酶。早前的研究认为低效能单胺氧化酶基因型（即导致脑部单胺氧化酶含量偏低的基因型）与冲动有关。

In the new study, people with one “low” MAOA gene and one “high” MAOA gene reported having credit-card debt 7.8 percent more often than did people with two “high” versions, the researchers found, even when they controlled for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For people with two “low” versions of the gene, that number jumped to 15.9 percent.

而新的研究发现，有一个低效能单胺氧化酶基因与一个高效能单胺氧化酶基因的人比有一对高效能单胺氧化酶基因的人存在信用卡债务的频率大7.8%。研究者发现，即使当他们对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进行了控制后，情况也是一样。而对于有一对低效能单胺氧化酶基因的人来说，存在信用卡债务的频率竟高达15.9%。

The researchers were surprised by the magnitude of the difference. “The effect is almost as big as financial literacy,” meaning people’s ability to digest complicated financial information, says Jan-Emmanuel de Neve, an author of the study.

研究者对这种巨大差异表示惊讶。“（基因的）这种影响可以与理财素养（即人们理解复杂的财务信息的能力）（对个人财务的影响）比肩了。”该研究的一位作者，Jan-Emmanuel de Neve说。

But, de Neve cautions, an individual’s version of the MAOA gene does not predict whether he or she is carrying debt. The gene affects credit-card debt the way other genes have been found to play a role in breast cancer: a particular version of the gene increases risk, but many other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important, too.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单胺氧化酶基因的基因型并不能预测一个人是否会负债累累。基因对信用卡债务的影响就和基因对乳腺癌的影响一样：某种基因型会提高罹患风险，但还有很多其他基因以及环境因素也同样起着重要的影响。

原文来源：scientific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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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people seek to understand events within the world, they develop habitual tendencies related to categorization.Such tendencies can be measured by tasks that determine the relative ease or difficulty a person has in making a given distinction (e.g., between threatening and nonthreatening events).Researchers have sought to determine how categorization tendencies relate to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one hand and emotional outcomes on the other.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raits and categorization tendencies are distinct manifestations of personality.However, they often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ree distinct interactive patterns are described. Categorization clearly does play a role in personality functioning, but its role goes beyond assimilation effects on behavior and experience.

KEYWORDS—categorization; personality; emotion; affect; cognition

摘要：当人们寻求理解世间万物时，会形成与分类相关联的习惯倾向。这样的倾向可以通过测量一个人在区分任务中作出决定的难易程度来测得（例如，区分危险性和非危险性事件）。研究者们已经试图去确定分类倾向是如何一方面与人格特质相关联，另一方面又与情绪输出相关联的。结果显示：特质和分类倾向是人格的不同体现。但是它们经常产生交互作用，我们对三种不同的交互作用模式进行了描述。分类显然确实对人格机能存在一定作用，但是其作用超出了行为与经验的同化效应。

人们在学习类似于方块舞、骑自行车或科技写作等新技能时一般都能意识到习惯的作用。较为不明显，但是可能并不是不重要的是，习惯在分类和解释执行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当询问人们为什么某一给定事件是积极的、危险的或者应受谴责的时，很可能会得到相对含糊的答案，如“因为它就是。”这样的答案说明它不过是从感知一个事件简短的跳跃到解释该事件，并且这个事件不需要完全被解释或者不能用不同的方式被解释。

为了更具体的说明上述几点，我们可以想象有两个人发现汽水机器里已经没有了自己喜欢的饮料这样一个例子。很容易想到这两个潜在的消费者会对这种情境作出不同的反应。其中一个叫作Samantha的可能会有失望的反应（如，“我真想要一杯啊”），甚至会生气（如，“这个汽水公司太没有组织性了”）。在失望的情境下，Samantha很可能将这种事件归类为负性的；如果是生气的话，她可能将其归类为应受谴责的。而第二个叫作Tabitha的人，则可能不会作出失望或者生气的反应，而是简单的从及其上选了第二种饮料。对Tabitha来说，这个事件既不是负性的也不是要受谴责的，而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

如果随后让Samantha和Tabitha在一个自我报告量表上报告她们对这件事的反应进行归类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两位女士都可能会声称这件事是负性的，而不是中性或者正性的。但是，在事件真实发生时，两个个体是做了不同的详尽解释加工过程的。这个思考的实验说明我们需要对事件发生后自发的分类活动中的感情评估进行测量。

人格特质与分类倾向

虽然表面上看来，分类倾向似乎与人格特质相关，但在最近的研究中，我的同事和我并没有发现人格特质与分类倾向存在关系。例如，外倾性这一人格特质并不能预测出一个人能多块的将单词归类为正性或非正性（Robinson, Solberg, Vargas, &Tamir, 2003）。同样，更易于体验压力和焦虑的个体（即那些高神经质的人）在要求对单词是否危险性进行归类时并不比其他人快多少（Robinson, Vargas, & Crawford, 2003）。此外，通过自我报告中测得的心理柔弱性上的个体差异也并不能预测一个人是否将单词归类为柔弱性的速度。

这些实验结果并不是令人惊讶的。当人们接受一个物体或事件时，对人格的自我报告很难捕捉许多体内进行的认知过程，另外，人们并不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当时是怎样对事件进行加工的，因此也就无法对这些加工过程进行报告。确实，由于对认知过程的自我报告是最没有效度的，充其量只能作为对意识如何转换信息的一个不确定的指示器，认知心理学家主要依靠行为而不是自我报告来评定认知(MacLeod, 1993)。

鉴于上述考虑因素，一个探求自我报告的人格特质和分类倾向关系的研究很有可能是失败的。然而，即使分类倾向与人格特质没有关联，分类倾向可以通过行为和经验来预测出规律性。

分类倾向与日常情感

我的同事和我已经进行了一个研究范式，这个研究范式旨在探究人格特质、分类倾向以及日常行为与经验间的关系。在一个研究中，(Robinson, Vargas, Tamir, & Solberg, 已付印), 我们使用了一个要求被试将单词归类为中性（例如，玻璃，篮球）或者负性（例如，着急，卑鄙）的分类任务。我们推测，在任务中作出快速反应的被试都是在作出负性评价中得到良好训练的，而这种练习会反过来与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负性情绪状态和失望的倾向相联系。有三个研究支持了这些预测。尽管分类标准与外倾性或神经质是没有关联的，它还是能够预测(a)日常生活中负性情感的密度（例如，日常恐惧感觉）, (b)自我报告症状中含有可能的物理疾病的频率（例如，反胃），(c)被试将现状归类为负性的频率。

在第二个研究中（Robinson, Solberg, 等, 2003), 我们要求被试将单词归类为中性（例如，果冻，一角硬币）或者正性的（例如，鲜花，微笑）。在这个研究中，任务表现与外倾性在预测主观幸福性上存在交互作用。尤其是那些作出快速分类的个体，不管他们是内向型人格还是外向型人格，他们都报告出了中等水平的主观幸福感。相比之下，对于分类较慢的被试来说，外向型人格报告为显著幸福，内向型人格则报告为显著不幸福。这个结果说明在任务中快速反应的被试能够在事件发生时就认识到中性与正性事件的区别。由于一些生活事件是中性的，一些则是正性的，这样一种倾向则会与中等程度的幸福感相关联。反过来，在任务中反应较慢的个体，当对生活事件进行编码时缺乏这样的区分信息，在对给定情境下的感情进行评级时则会依赖于更多有关幸福感的全身的信念(Robinson & Clore, 2002). 因为外向型人格认为他们是幸福的，内向型人格认为他们不是显著幸福的，在区分中性和正性事件较慢的个体的结果中就会显示出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中一种高相关，也正是我们所发现的模式。

在第三个研究中(Robinson, Vargas, & Crawford, 2003)，我们演示了神经质与是否将单词归类为危险性的相同的互动模式。那就是, 对于在分类任务中快速区分出是否危险性的被试来说，神经质并不能预测日常压力的报告情况。这个结果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即作出快速归类的人们可以在事件发生时就确定其危险值，因此在明确他们所感受到的压力时也就不需要有关自己情绪（与神经质有关的）的信念的参与。与之相反的是，在分类任务中反应较慢的被试在判断异常事件是否危险的时候有些无力，因此必须依赖于更多的倾向性来源的知识（与神经质有关的），以此来决定他们当时感觉的压力有多大 (Robinson & Clore, 2002)。

在多次研究中，我们发现了第二种互动的模式。当人们的特质与分类倾向是一致的而不是不一致的时，人们更幸福。例如，快速将单词归类为柔弱的女性个体比慢速的个体更幸福；反过来，慢速将单词归类为柔弱的非女性个体比快速的个体更为幸福(Robinson, Vargas, & Crawford, 2003)。概念上类似的结果已在其他研究中发现(如, Crawford, 2001; Robinson, Vargas, & Crawford, 2003; Tamir & Robinson, 2003)。

一个近期研究发现了第三种不同的互动模式(Meier & Robinson, 已付印)，这项研究中，被试将单词归类为应受谴责（如医疗事故，毒瘾）或不应受谴责的（如，塌方，脱发）。尽管作出责备的速度倾向于可以预测自我报告的日常生活中的愤怒和攻击性，尤其是在与亲社会思想和行为频率有关的特质上得分较低的个体中更是如此。换句话来说，在那些快速谴责又慢速适应的个体中愤怒和攻击的得分是最高的。我们认为，愉快的个体拥有将谴责从愤怒和攻击中拆除的调节系统，而非愉悦个体则没有。结果是，在那些低愉悦度而不是高愉悦度的个体中存在对谴责的分类和愤怒的一个相对直接的关系。

值得一问的是，我所描述的多个调查是否可以用一种更为概括的方式概述。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有可能的。分类倾向似乎确实与经验的同化效应有关。例如，对负性单词进行归类的速度预示着负性效应(Robinson et al., 已付印), 将单词归类为应受谴责的速度预示着愤怒 (Meier & Robinson, 已付印), 而将单词归类于是否代表物理症状（如，反胃，头痛）的速度则预示物理症状的出现(Armstrong, Wittrock, & Robinson, 2003)。然后，除了这个一般的结论，由此延伸的概括似乎是可疑的。看来分类倾向像特质一样是有特定内容的。它与一个人是否评定谴责、危险、正性评价或者柔弱性等分类倾向有关系，就像它与一个人是否评定为愉悦的、神经质的、外倾性的或者柔弱性等特质有关一样。

今后的方向

分类任务的一个重要的优点在于，实验者指定了被试的兴趣类别（如，谴责），因此能够确保反应反映的是与该类别的专门知识。但是它一个重要的缺点是一个人并不需要知道在这项任务上的表现是否反映出其中一个可选类别（如，危险性），或者另一个可选类别（如，非危险性），或者两种选择的结合。这个问题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多加注意。第二个关于分类能力的问题是，它反映的是对刺激的熟悉度，对兴趣类别的专业知识，或者是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总的说来，我们怀疑分类能力最依赖于类别的习惯使用而不是其它两个因素。这个结论得到了除了我在这里描述的研究之外的数据的支持(Chumbley, 1986; Fazio & Olson, 2003)。但是对刺激的熟悉度可能会对分类能力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刺激的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分类倾向的可信度的。间隔一个月的两种情境下（测量-重测）表现的相关接近0.5 (如, Meier & Robinson, 已付印)。这些系数与从其它基于行为的人格测试得到的相比是有利的(如, the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McClelland, 1987)。但是，这些系数与那些从自我报告形式的人格测验(McCrae & Costa, 1994)中得来的数据相比是较低的。我们认为，不能期望认知过程像特质那样稳定（特质是通过自我报告测量的），因此我们就可以满意于我们所获得的测试-重测相关系数(进一步讨论见Robinson & Neighbors, 已付印)。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因果方向。我们假设是分类倾向引起了一定的情绪输出而不是反之。并且数据确实说明操纵心绪状态并不能改变分类的表现(如, Robinson et al., 已接收)。值得一试的是对改变个体的分类倾向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体验或行为这一点进行测量。

结论

Kelly (1963)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格的认知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分类倾向在决定经验和行为中有重大作用。最近，我们试图通过测试分类倾向与情绪输出的关系来验证这一观点。研究大致支持了Kelly的理论中分类倾向经常是情绪状态的预测这一点。但是，分类倾向如此频繁地与自我报告的特质相互作用，从而使我们对研究结果的理解还要依赖于了解一个人的特质。总体上这个发现指出，特质和分类倾向交互作用地决定情感的输出。

原文来源：
Personality as Performance: Categorization Tendencies and Their Correlat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June 2004 13: 127-129
Michael D. Robinson，North Dakota State University
http://bbs.sciopsy.com/viewthread.php?tid=44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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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培养工作的整体框架

对任何企业组织及其战略领导者而言，第一次落实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培养工作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回答一系列问题：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如何开展组织工作，我们是如何做的，以及我们要从哪里入手？下文中所介绍的整体工作框架由英国企业的实际经验提炼所得，它将有助于回答若干问题，并从本质上与学习框架同步发展，这样，企业组织就能随着他们经验愈加丰富，不断改进各自在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

图片来源：由作者编辑完成。

挑战（Challenges），既可能来自组织内部，也可能是外部的，它们对于企业组织来说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威胁。现在，战略领导们会从性质上称其为“战略挑战”，它们需要组织内的各个分支部门在发展的不同时间段上，都能及时调整企业领导层在竞争力、工作才能和人员储备方面的应对策略。

战略领导负责描绘战略愿景（Strategic Visioning），这项工作用于确定或创造一幅企业在新战略挑战面前的战略愿景。描绘战略愿景就是要领导者确立企业组织发展的目标，并构建公司实现战略愿景的工作蓝图。战略愿景由企业未来的领导愿景、组织愿景和文化愿景这三个因素组成。通常这样一幅战略愿景的时间长度是5—10年以上。

领导愿景（Leadership Vision）指明了未来领导者需具备哪些资历、个性特点和作用价值以便实现企业组织的战略愿景，它从整合角度将领导工作（Leadership）和继任计划、人才招募、绩效管理和生涯发展（Succession，Talent，Performance，and Development，LiSTPaD）综合在一起考虑。这一愿景包含了企业组织内部的各个不同领导层，以及这些领导层所需要的才能资质。战略领导者、中高层领导和负责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专员们都要参与建立领导愿景的工作。领导愿景的时间长度可以达到5年。

领导人才培养战略（Leadership Development Strategy）概括了企业组织实现领导愿景的方法。该战略需要企业组织运用领导哲学和相关理论，领导者以它们为依据做出选择决策并落实领导人才培养工作。企业对组织提供的培养项目、培养方法、培养技术和科学加以评价，尔后得出结论哪一种方法对企业组织最好，同时能与战略愿景和领导愿景相匹配。企业通过评估投资回报情况及方法运作情况，以确保领导人才培养工作带来预期好处。这一战略需要得到中高级领导层和专款支持，他们直接负责领导人才培养的设计工作和项目落实工作。企业每年都应该对该战略进行回顾，并且至少每六个月对培养项目的情况进行评价。

项目设计（Programme Design）方面，领导人才培养专员要为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人才培养项目设计一份综合的培训计划。事实上，企业组织可能会采用混合型领导学习（blended leadership learning）的方法。专员们有义务为中高级领导层介绍这种方法及其辅助措施，同时讲明理由为什么这是最好的方法。最理想的情况是以70:20:10的比例来分配行为学习、同伴学习和课堂讲授学习的时间比例，同时辅以师徒带教、现场指导和电子技术支持等辅助方法。投资回报方面的数据采集工作也要添加到项目设计中，这样培养工作的收益情况就能得到追踪。主持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管理者负责监督和控制项目设计活动的落实工作，并应该每季度向中高级领导层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在实施培养项目的过程中，落实（Delivery）和评估（Review）工作要求项目的方方面面都十分卓越（excellent），它们需要借助先进的工具手段和指导方法、依靠优秀的带教导师和培训教师来完成出色的项目设计。如果培养项目整体上或部分地实行外包，那么企业组织就需要监督相关合同和服务协议的履行情况，以保证外包商提供的服务能满足企业需要。成功落实培养项目的关键在于发挥企业组织内“聪明学生”这一资源的作用，他们有能力从外部组织中吸取最有价值的东西。企业要从培养对象那里定期获得反馈，定期采集学习效果和投资回报的相关数据，同时也要根据既定的项目推进步骤，在有中高级领导层参与的情况下，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评价、听取汇报。确切地说，就是要考虑培养项目的所有方面，并保证领导工作和企业继任计划、人才招募、绩效管理及生涯发展工作（LiSTPaD）始终是个整体、不可分割。

有时，企业组织可能需要对培养项目和战略进行调整（Adjustments）。为了保证培养项目的一体性及领导工作与继任、招募、绩效和发展工作的整合性，调整工作应该迅速得到落实。总之，企业应该确保培养工作与战略愿景和领导愿景相匹配。有时可能还会出现培养项目的各步骤需要全部重来一遍的情况。当所有培养对象都经历过培训项目后，就会出现上述情况。这时就需要企业组织对领导愿景和培养战略进行重新评估。

随着培养项目的推进，企业无疑会获得很多有关领导人才培养的新知识（New Leadership Development Knowledge）。抓住这些知识、分享并对其进行评估总结，这是一项重要工作。有时，这些新知识也可能会导致企业组织改变其战略规划，这时，领导力不再是企业竞争力、工作能效和人员储备方面的问题，而成为了企业的战略转折点。此外，这些新知识还往往会导致企业组织对其战略愿景进行重新评估。

概括来说，企业组织的总监层及董事也应该对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的人才培养工作加以重视。总监层要将领导工作和继任、招募、绩效及发展工作相整合，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岗位，以一种长远的、战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组织发展及企业领导力情况。

结 论

纵观英国领导人才培养情况，我们得出下述结论。这些结论有助于企业组织在领导人才培养工作中做出合适的决策，同时，对于其它国家的企业组织而言，在开展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人才培养的工作上，这些结论也是很有意思的。

高层领导人才培养工作（executive development）着力于发展领导者个人的能力，以帮助他们运用好企业组织内部不同的领导者才能、领导者竞争力和领导者特点；而战略领导人才培养工作（strategic leadership development）关系到企业组织自身高效的领导作用，企业组织要将员工个体、团体和组织本身的发展这三者综合起来，才能达到理想的领导效力。几乎所有人都相信，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人才培养工作对于企业组织当前和未来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英国还有很多企业因为各种理由而没有在这个领域做出投入，这可能是他们被追求短期效应的思路暂时蒙蔽了双眼的缘故，但人们能清晰地认识到，政府应该理解和宣传战略领导者匮乏的危害，将来企业组织会很需要这些领导者。员工和顾客的不满会明显带来更多的企业组织困境，企业问题则能引发严重的危害影响。

总而言之，一个社会要具备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现状和富裕水平，就要求其广泛开展多样的领导人才培养工作，所有产业界的这项工作都应该是变革性的、创新的，以及有改革作用的。正如文中的英国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如果企业组织当前的战略领导层承担起了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职责，并致力于追求领导工作的高效性和综合性，那么企业组织就能增加它在未来取得成功的机会，同时将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降到最低。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人才培养工作并不像培训课程，它不是单独的事件，而是学习和发展的过程，它贯穿于战略领导者的一生，也贯穿于领导者所在企业的全部发展阶段，这也正是约翰.F.肯尼迪下面这句话的意思。

“Leadership and learning are indispensable to each other”–John F. Kennedy
“领导力和学习过程是相互依存的。”——约翰. F. 肯尼迪

英国领导力开发 部分 1
英国领导力开发 部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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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英国领导人才培养情况纵览

“We are facing a pervasive problem with inadequacies on both the demand and the supply side of leadership development, which is impeding our ability to be more efficient, more responsive to stakeholder demands and more productive as a nation.”—— CEML, (2002)
“在领导人才的供求两方面，我们普遍面临着人才匮乏的问题，这一点妨碍了我们更高效地工作，妨碍了我们更好地对利益干系人履行责任，也妨碍了我们整个国家提高生产产值。”
——卓越管理领导委员会，（2002）

卓越管理领导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Excellence in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CEML）的上述评论重点表明：一段时期以来，英国企业部门中的有效领导问题已经倍受关注。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管理现代化（Modernising Government）行动方案》（白皮书（注：白皮书即英国政府发表的短篇幅报告），1999）已经指出，发展卓越领导力是改革英国公共服务体系工作的关键。此外，由NCVO（全国志愿者组织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和ACEVO（志愿者组织执行主席协会，Association of Chief Executives of Voluntary Organisations）合作完成的报告——《领导力，领导力，领导力》（Leadership, Leadership, Leadership）（2003）一文则号召大家建立一种新的观念，在领导人才培养工作上提高和增加投入，以便在英国开发出一个现代的、充满活力激情的、专业的第三产业。其他关于英国各地区和经济状况的综述文献也指出，为了在全球化的经济领域中不断提高英国区域性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经济竞争力，对高效领导人才的培养工作正在成为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之一。在这篇英国领导人才培养情况纵览中，我们提到了很多示范案例研究和其他值得一提的企业组织，将它们合起来分析后，我们将开始意识到：卓越的领导实践工作和领导人才培养工作并非是针对某个产业来说的，而是一项全国性的挑战，它引领着英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

战略领导人才所面临的挑战和所肩负的责任

纵观英国各产业界对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所进行的人才培养工作，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从根本上说，领导人才培养工作是为了满足应对某些挑战（challenges）的需要。这些挑战包括不断变化的英国社会性质、企业组织性质，和21世纪各项工作的性质；包括企业组织所要承受的外部压力，比如全球化经济和其他全球化问题要求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包括企业组织的内部问题，比如领导人才供应环节上人才能力和人才储备的不足；还包括许多其他问题。这些挑战在领导实践工作、领导力培养、领导人才储备和人才供应的连续性问题上引发了思考，同时也偶尔会引导人们去探索企业组织的竞争力、发展目标和生存问题。总之，这些挑战促使人们对优秀战略领导能力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而这种能力是落实企业组织外部改革和内部变迁的关键，整个英国都需要这种变革。

人们对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投入和产出有所期望，并可以用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观点来看待这项工作，选择怎样的观点将决定它的投资回报率情况。而上文中现代战略领导工作在“挑战”问题上对其概念、影响及紧迫性的理解又会左右人们的观点选择。由此，这些一时的观念（temporal perspectives）决定了企业组织是为开展领导人才培养工作建立一种内部机制，还是会选用那些提供高层领导教育培训服务的供应商来外包其领导人才培养工作。无论企业组织做了怎样的选择，它都必须对领导力的发展愿景（leadership vision）和领导人才培养的战略决策（leadership development strategies）承担应有的责任；否则，企业就是把自己极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发展方向交到了别人手里，由此拿组织未来的成功和生存能力去冒险。

需要进一步理解的是，从根本上说，因为企业所面临的上述挑战是很重要的，所以挑战往往具备战略性质，它们会影响到企业组织的整体绩效，有时还会影响到企业组织能否生存下去，它们不仅影响着企业内部的员工，还会影响到某个企业组织以外的人群。因此，辨别、理解和传达战略性挑战的能力是当代战略领导者的职责。此外，有关高效领导才能的相关实践活动及培养工作对驾驭这些挑战能起到实际帮助。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牢记：领导人才培养工作并不是针对企业组织所有弊病、或针对所有挑战的万灵药；事实上，许多挑战可能深深地植根于政治、社会、文化或其它值得一提的相关问题内。

企业情况、周边环境、文化、学习与领导人才培养（的关系）

不可否认，领导工作是一项对周边环境十分敏感的任务；因此，在不同的企业组织环境内，我们可以看见并体验到各种不同的领导实践风格。领导人才培养工作也遵循这一特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英国范围内存在着各类不同的领导人才培养方式。如果我们深入思考是哪些因素真正决定了企业采用哪一类培养方式，从根本上说，答案总存在于下述五个方面中——一是每家企业组织的结构、文化、体系和环境，二是企业领导人才培养工作负责专员的背景，三是支撑企业运作的基本思路和行为准则，四是一家企业组织的其它重要特色，五是企业当前的战略领导决策和战略推进的日程安排，而最后一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企业组织好比是由员工及其工作活动组成的舰队，而每搜船舰都是由战略领导者掌舵并领航的。所以，企业战略领导人必须清晰意识到企业组织的性质、企业发展的目标，以及领导层与企业组织之间关系的基石。正如我们在本文中讲到的那些案例所显示的那样，企业面临的战略挑战有时会导致人们从根本上对企业组织的发展目标提出质疑，并致使领导者需要根据战略愿景来重新调整工作方向。此外，由于企业要用组织管理的新形式来适应企业目标发生的变化，或甚至会因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企业运作的效率效能，领导者便因此可能还要考虑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重组。企业文化也是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关键决定因素；就像在一些情况下，文化变迁促使企业需要推进领导人才培养工作，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实际上是领导人才培养工作本身推动了企业文化的改善。从整个英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无论一家企业组织属于英国社会的哪个产业界，领导工作、企业情况和文化发展这三者从本质上就是一个整体，彼此不能分隔。

虽然本文关注于英国企业组织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的人才培养工作，但很多案例都表明领导工作并不仅仅是高层管理人员的事情，而是涉及公司所有员工的一项工作。由于企业组织结构包含很多水平，因此领导工作也可以区分出很多水平，并且这些不同水平的领导层在公司内部管理中彼此联系，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企业及其战略领导意识到了不同领导层之间的联系，那么这一联系就将极大地影响到（企业内部）各层次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结构体系。重要的是，企业当前的战略领导者、领导培养工作的操作者，和企业中的其他员工都要很清楚领导层是如何划分的，也要明确各层次领导和某些特定领导职位要具备怎样的领导才能，并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要在各层次领导人才中开展培养工作，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让员工能准确高效地把自己对标到职位等级上。企业中，一些员工能够准确对标目标岗位，但也有一些员工可能因为某些企业政策和偏见而无法得到提升以达到新的职位等级。就像前文中一些英国企业案例所指出的，抛弃性别、种族和残疾偏见，为企业全体员工落实领导人才培养工作、提供给他们公平机会来参与领导力培训项目，这是企业和当前战略领导者职责的一部分。同时，如果领导人才培养工作能提升领导者的文化智慧和敏感度，那么在该企业内部就能发展出一种良性的领导文化，这一文化重视企业全体员工的工作贡献。最后，保持和发扬良性的企业领导文化，确保全体员工都有公平的机会参与领导力培训，这应该成为当前战略领导者工作职责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领导人才培养工作对许多英国企业组织来说变得越来越关键了，我们欣喜地发现组织学习（organisational learning）对于提高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效率、对于避免以前发生过的错误一再重复出现，也是很重要的。企业组织在运作过程中曾实施过一些最有效的方法和措施，而这种形式的学习过程可以吸取和分享这些实践工作得来的经验。应用组织学习的例子之一就是公共服务部门所采用的学习网络项目（learning network），该项目是为了让负责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主管们能相互认识、交流，它使这些负责人得以分享知识，并向他人在领导人才培养工作中的表现学习。明显的相互学习也存在于同类的企业组织之间，尤其在不同行业或产业部门的同类企业组织中常常可以看到相互学习的现象。在一些案例中，这种跨产业的学习过程表现为非正式的工作对标现象，但我们也可以预见到，将来企业组织间会有更多机会来共同分担投资成本以推动领导力研究及发展新型领导人才培养项目，并分享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方式方法、操作工具和技术。随着很多公司把在领导人才培养工作方面的投入看作是企业越来越重要的投资，我们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的组织学习网络，它们或是针对某个产业内部的，或是跨多个产业部门的。

领导实践、能力培养、人才选用、接续计划和工作绩效的整合

上文案例中的那些英国企业组织提到了它们在领导人才培养工作中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同时，它们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对领导者进行的绩效评估工作、招聘高层领导人的工作、领导者接续计划、领导人才管理工作和企业领导力发展，这五项工作一定要在企业组织中被视为一个整体过程，从而整合在一起运作。唯有如此，有关领导人才体系的储备、能力和影响问题才能得到妥善考虑，管理者才能采取正确的应对行动。为了培养和发展领导人才，案例中的不少企业都聘用了带教老师、指导者和评估人。另外，管理者知道可以在企业内部的哪些岗位挖掘领导人才，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因此，人才选拔对于成功的领导人才培养工作是很关键的。一些企业组织中的领导人才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时就要运用复杂的人才管理系统来辅助采集和管理各领导人才及有潜力领导者的绩效数据，这种做法提供了一种战略视角，使领导者的才能和目标领导岗位能够随着企业组织的发展得到匹配。，

有关领导人才培养的原则、理论和实践

最初，管理者应用领导力研究领域的内隐理论和外显理论来确定企业组织将选用怎样一种领导人才培养方式。结果，人们开始担忧不良的理论会带来何种影响，也担心它将给领导人才培养实践带来一些有问题的地方。正像苏曼特拉.高夏尔（Sumantra Ghoshal ，2005）指出的那样，实践操作者们往往意识不到在学校环境中建立起来的理论可能是根本错误的，因此，在运用基于理论所开发出的新实践方法前，实践者们就需要严格审视那些新理论是如何提出的。若干从事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专门人员在与我们座谈时都证实，影响着领导人才培养工作实际操作的因素，并不是学术界得出的领导力相关理论，而是战略领导者和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实践人员在各自企业组织中如何看待领导工作的观念和想法。所以，企业组织选用何种领导人才培养方式、如何选用合适的方式，这都是由人们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来决定的，并不完全受到学术界领导力理论的影响。

毫无疑问，很多英国的企业组织在没有进行充分考虑，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工作的情况下推行了领导人才培养计划，他们只是觉得应该要这么做（曾格（Zenger）等人，2000）。本文案例中的每个企业基本上都花了很多时间来思考下面三个问题：在企业中发展领导人才需要领导岗位具备怎样的资质、做出怎样的示范榜样，以及形成怎样的工作框架。有趣的是，案例中有些企业已经开展领导人才培养工作达若干年之久，在这些企业中，我们能看到一种趋势——领导力“课程（courses）”向领导人才培训“项目（programmes）”转变，“因地制宜型学习包（context-sensitive learning packages）”正向着专门化的“领导力生涯发展培养（leadership life-stage development）”转变。这是以往经验积累的结果，它证实了：仅仅通过一般领导人才培训课程无法使领导工作水准在更长的一段时期内得到提升。

上文的案例为大家介绍了大量落实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具体方法，比如室内课程、学院进修、行为学习法、360度反馈法、带教与现场指导法，以及运用到高新技术的许多方法。虽然我们要记住高层领导尤其喜欢面对面的学习，但实际工作中我们观察到最常用的方式还是混合型的领导力学习（blended leadership learning），该方法认为成人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渠道来学习，能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资助支持与投资回报

在案例中，我们看到企业最高层的资助支持对于成功的领导人才培养工作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也证实了一个观点——当权的战略领导层有一个主要责任就是培育和发展未来领导者（宾尼斯（Bennis），1999）。与资助支持问题相联系的就是投资回报问题（Return on Investment，ROI）。在领导人才培养工作上有经验的高层资助支持者往往可能对ROI的数值并不那么关心，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花费在领导人才培养工作上的努力是会有回报的，他们同意下述观点，即这类工作会直接或间接地保证财务状况有所提升。在这些资助支持者眼里，领导工作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本质上看，它会部分地或完全地影响到企业管理的品质。

针对企业组织中不同层次的领导情况，我们要测量的能力类别也不同；比如，测量生产环境中主管的领导效力，比起测量如人力资源总监这种管理者的领导影响力，前者要简单得多，后者的领导工作在本质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无形的。虽然，案例中的企业都能意识到将领导人才培养工作和能够量化的效率和效力改善情况相联系，这将是颇有价值的；但是，还没有哪个企业能成功地将投资回报（ROI）这一量化指标和系统完全地与领导工作的实际及其发展情况相整合。许多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实际操作人员仍然孜孜不倦地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要企业组织尝试着用量化指标来考核领导工作，他们就会发现，执行和落实这种考核系统本身的成本比起改良过的领导工作实践方法所能带来的收益，成本要昂贵得多。即便人们不断指出定量测量方法是该领域未来发展上的一个关键点，但目前，大多数英国企业运用的仍然是以定性方法为主、辅以一些定量方法的测量体系，来表明领导人才培养工作能带来的益处。

技术支持下的领导人才培养工作

在英国企业组织所开展的领导人才培养活动中，技术扮演了大量角色，并带来很多影响。这些企业组织都建立了网站，这有助于宣传公司所提供的领导力培训项目，网站会给出相关的项目介绍和培训框架，罗列培训的好处，如果一名高层领导希望考虑一下是否要参加这些项目，网站也会提供更多信息。有些网站也为人们参与到混合型领导力学习中去打开了大门，通过这些网站，人们可以进入分散在各处的学习网络、可以加入讨论小组、可以获取领导力知识，也可以得到属于混合型领导力学习的其它资源。有几家企业组织已经采用了或正在探索一些更先进的技术应用方式，比如虚拟领导游戏和模拟活动，这让培养活动和参与者的学习过程有更多的互动参与感。

对新领导和培养中的战略领导来说，技术应用的影响尤其强大，因为他们可以在虚拟的、没有风险的环境中获得工作体验，而不像在真实情境中那样高成本，或造成财务和人力资源上明显损失。虽然，不断出现的新技术为领导力学习和人才培养带来了很多潜在的发展机会，但我们仍可以在高层管理和战略领导的人才培养工作上看到它的不足。目前，人们仍然认为，如行为学习、现场指导以及同伴学习这类针对高层领导人才的培训方法，需要采取面对面的方式并使其他领导人员参与其中，才会很有效，而技术仅仅在培训过程中充当一个辅助支持的角色。

其他观察结果

纵观英国领导人才培养工作，上文所忽略的重要部分之一就是中小型企业（the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SMEs）在这方面的工作情况。各类估计表明，整个英国有超过2百万企业组织属于这类企业。亨雷管理学院（Henley Management College）对这类企业中的100家公司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他们对其未来领导人员所进行的培训方法“稍显落后”，只有47％的受调查企业说他们的关键岗位上有明确的继任培养人员。调查报告总结指出：“如果今天的商业领导者不能为企业的将来招聘、培育和训练管理者，英国的商业和企业发展都会面临受到损害的风险，且这些风险会造成广泛牵连。”因此，中小型企业这部分情况需要得到重视，英国政府或许还需要对领导力培养工作建立起正确的视角和发展战略以应对这方面问题。

英国有许多教育机构、咨询部门和从事高层领导培养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提供大量的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人才培养服务，对此本文未能逐个加以说明；但是，在这个发展中的英国和国际市场上有各种现存的和崭新的服务，对它们进行分类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总之，纵览英国领导人才培养工作，我们发现，虽然英国的企业组织要面对许多重要战略挑战，但是数量惊人的各类领导人才培养活动在大多数产业界中均不断展开，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促进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

将上述观察结果和文中案例企业的实际经验综合在一起来看，它们能有助于企业组织、当前的战略领导层，以及负责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人员形成一套整体的工作框架。

英国领导力开发 部分 1
英国领导力开发 部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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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国高层领导人才培养的其他例子

近几年，英国社会及其所有主要产业部门都认识到，对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的开发培养工作是很重要的。因此，在英国，我们已经看到大量有关领导力培养的探索性项目和企业组织涌现了出来。我们使用英国谷歌搜索引擎搜一下“领导人才开发培养”，结果能搜到超过130万条相关条目，这点表明，作为一次初级研究，本文远不能涵盖整个相关企业组织的范围。然而，大量教育培训机构和咨询机构用于为人们提供某种形式的领导力开发服务，撇开这些机构不谈，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各产业部门中有价值的下述几个例子来拓宽对英国高层领导和战略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认识：

艺术和创作产业

克洛尔领导力开发项目（Clore Leadership Programme, CLP）——克洛尔领导力开发项目是由克洛尔.杜菲尔德基金会（the Clore Duffield Foundation, CDF）发起的，它的目的在于帮助发展和培养英国艺术和文化界的新一代领导人。每年，CLP成员都能得到帮助，参加一个个人的领导力发展项目，该项目包括学习、工作、研究、培训和临时借调任务这五种形式，旨在发展个人的领导技能和经验。CDF的目标是通过他们的工作得出更为普遍的结论，使CLP的结果广为传播，并更广泛地宣传他们所提倡的、文化产业领导人的卓越才能。

相关网站: www.cloreleadership.org/

文化领导人才培养项目（Cultural Leadership Programme, CulLP）——文化领导人才培养项目是一个为期两年的投资项目，由英国财政部出资赞助，旨在发展创作和文化产业领导人的卓越才能。通过开展动态的一系列活动和培训机会，CulLP致力于培养和开发世界级的、高效有力的、多样化的21世纪领导人才。CulLP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目标，一是营造一股强大的领导氛围，二是建立一套多样化的领导风格。该项目成员努力在创作产业界奠定一种支持和发展领导人才的气氛，他们基于已有的实践经验，提出现实与目标之间可预见的距离，同时从其他产业界和国家吸取教训，最终确保最初的政府投资用于建立起一个基础，该基础将使企业领导的才能得以长期稳定地发展。CulLP期望能为目前和将来领导人才组成的多样化带来重要推动作用，它尤其关注于那些来自黑人和来自其他少数人群背景的领导人才。

相关网站: www.culturalleadership.org.uk

商业

企业总监协会（Institute of Directors, IoD）——企业总监协会倡导企业的高层管理委员会工作应有一定的职业规范，它为个体总监会员提供一系列服务，使他们有机会取得“注册总监（Chartered Director）”的职业资格，这些服务包括代理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地方性网络和全国性项目服务，以及培训拓展服务。高效专业的总监层对企业管理负有共同的责任，那就是要确保每位总监工作有效，有能力履行各自的职责，并领导企业组织稳步发展。因此，IoD提供了下述多种形式的培训拓展服务项目：专门阐述总监工作角色的一组简短课程、企业发展管理专业的职业证书和文凭培训、相关的职业资格认证、宽泛的发展性服务、高层领导带教学习，以及一系列交流和研讨会。企业发展管理专业的职业证书和文凭培训是基于一个整合的学习原则的，它组合了多个模块的线上学习（e-learning）课程，这些精简的课程使总监们可以通过最有时效的方式，及时跟上不断变化的职责和义务要求。

相关网站: www.iod.com

高等教育产业

高等教育界的领导人才基金会——领导人才基金会（the Leadership Foundation, LF）为英国所有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提供有关组织领导、运作和管理的专门化支持和咨询服务；同时，它也参与落实一些国际化的项目。比如，中英领导人才培养项目（the Sino-UK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me）就是一个高级别的领导人才培养项目。对于参加该项目的大学来说，它要实现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使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同类学府结对合作，二是给予每所大学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员一个特殊的管理才能发展机会。该项目运作时，一位英国大学的高层领导和一位中国学府的同级领导结对工作，即通常是一名英国大学副校长和一名中国大学副校长结对工作。

相关网站: www.lfhe.ac.uk

健康和卫生产业

国王基金会——国王基金会（the King’s Fund, KF）在提供特殊的、有挑战性的领导人才培养项目、管理人才培养项目和个人发展培训项目这三个方面，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KF帮助所有层次的健康卫生服务人员发展他们的领导才能，既帮助临床医生和护士，也帮助国家卫生部（National Health Sector, NHS）的主任和主要高层领导，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与KF和与其他同僚建立了持续多年的联系。KF使用了一些为人熟知的培训方法，比如请资深和杰出人士来面授讲课。KF的培训项目并非为了将别人的知识或技能教给参与者，也不是为了让参与者对抽象的理论加以应用；相反的，参与者用于解决问题的个人知识、感知觉能力和逻辑假设，以及自身寻求改变的过程，即参与者本身，才是KF项目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相关网站: www.kingsfund.org.uk/leadership

地方政府部门

地方政府的培训和发展机构（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 for local government, IDeA）——IDeA为地方政府工作，这样，地方议会就能更好地为百姓服务。它聘用一些经验丰富的议员，让他们与地方议员一同工作，他们会支持并督促议员不断进步；它帮助地方议会通过国家信息系统（the national Beacon Scheme）和区域性地方政府网络来实现资源共享。最好的设想和实际运作方法都会发布到IDeA的网站上。IDeA的领导人才学院课程帮助地方议员成为更好的领导者，使他们得以在同个社区内居民的不同生活需求之间寻求平衡。IDeA也会提升地方政府的管理能级和工作效力，同时在改善顾客服务和制定价值标准方面对议员有所建议。此外，IDeA还协助地方议会和区域性合作企业或组织一同处理解决管辖范围内的工作重点，这些重点诸如健康卫生、儿童服务和经济发展等。由于IDeA归地方政府协会所有，它隶属于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性政务的改善和发展正是由地方政府的下属组织自己来推动的。

相关网站: www.idea.gov.uk/idk/core/page.do?pageId=1700429

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才中心——领导人才中心（The Leadership Centre, LC）由社区和地方政府司（the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出资运作，它的成员包括一些从事领导工作的专家，在政治上、在地方和中央政府工作方面，以及在私立部门的工作上，这些专家都经验丰富。LC相信，强大的领导力可以创造一个繁荣昌盛的社区，而它的工作就要帮助人们建立起更好的生活区域，它给予领导人才一定的机会，让他们提升对于领导工作的认识，从根本上推动他们所管辖的社区朝更好的方向发展。由于当今对地方政府领导层的期望是“建立一个社区”，因此，地方政府领导层面临这一个新的挑战，他们要“领导一个地区”而不是领导一个议会，LC则协助地方政府领导层直面这个新挑战。LC与地方战略合作伙伴沟通配合，和地方权威领导人士一起工作，帮助他们提升领导技能和才干，最终令他们成为“区域管理中的高效领导者”。

相关网站: www.localleadership.gov.uk/

来自少数人群的领导人才培养情况

残疾人士权益委员会（Disability Rights Commission，DRC）——在英国，只有极少残疾人士在社会的各个产业界做到了领导者的位置。残疾人士权益委员会的领导人才战略则着力于显著提高残疾人士在高层管理职位上的参与程度，尤其要着力在社区和公共生活领域中的高层管理职位上。DRC正把目标瞄准在各产业界非执行性质的那些职位上，比如：公开任命的职位、候选职位、慈善机构理事职位，以及企业总监职位。通过扶持残疾领导者，鼓励他们发挥潜能，并建议和影响全英国范围内的企业组织，DRC正朝着增加残疾领导者人数的目标不断努力。

相关网站: www.drc.org.uk/about_us/leadership_strategy.aspx

无限制领导人才项目（Leaders Unlimitted）——学习政府公务的国家学校——英国公务系统肩负着为每位公民提供更优质服务的使命，它建立了一支专职从事相关社区服务的公务员队伍。无限制领导人才项目是一个新的政府领导人才培养项目，它帮助构建起高级公务系统（the Senior Civil Service，SCS）所需要的领导人才储备和多样化人员组成结构。当前，一些在团队中表现出才能的人并没有进入高级公务系统工作，而无限制领导人才项目正是专门针对他们设计的，因此，它对英国普通公务员全面开放，参与者可以是女性，可以是残疾人士，也可以是非白种人。该项目旨在帮助参与者学会一些进入SCS工作所必须的领导技能，并挖掘他们的领导潜力。

相关网站: www.leadersunlimited.nationalschool.gov.uk/

地区性领导人才培养情况

西南地区领导人才培养计划——西南地区领导人才培养计划（Leadership South West，LSW）是一个泛地区性质的项目，它与利益相关者及合作商一起着力于提升英国泛西南区域内领导人才培养工作的质量和影响力。地区发展署（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y）资助埃克塞特大学的领导力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Leadership Studies），让他们促进整个西南地区管理和领导人才培养活动的发展。这个项目的第二阶段是要形成地区性技能合作联盟，以便推动战略性管理领导计划（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Strategic Framework）顺利实施。LSW秉持“学习、应用和分享”三个基本原则，将通过运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对有价值的实践经验和创新思维加以利用，来举办各类交流会、学习班和咨询培训项目。它也和不少地区大学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比如和埃克塞特大学、巴思大学、波恩茅思大学、西英格兰大学和康沃尔商学院等学校。每个合作伙伴都会投来一些科研论文，或是主办一些研讨会，抑或开展一系列和地方工商社团工作相关的领导力培养活动。

相关网站: www.leadershipsouthwest.com/

北方领导人才学院（Northern Leadership Academy, NLA）——北方领导人才学院可算是合作办学的先驱，它和兰卡斯特大学、李兹大学及利物浦大学三所大学的工商管理学院合作，并于2007年6月19日发布了领导人才培养上的一种新型在线资源。NLA支持建立一种名为“企业分工型（distributed entrepreneurial）”的领导力模型，在该模型中，领导力被看作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着的研究领域。由于在领导力研究方面存在许多理论和学者，几乎没有什么已达成的共识，因此从表面上看，要用分工型领导力的概念来统一广泛大量的不同观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有一些管理和领导工作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复杂的职务情境，对负责这些工作的人来说，分工型领导力的观点可能还是极有价值和引人注目的。在领导人才培养方面，NLA提供了大量课程和培训项目，包括：师徒带教和现场指导、学历教育、受人尊重并得到公认的行业资格认证、为参与者度身定做的培训项目和研讨会，以及团队协作练习。

相关网站: www.northernleadershipacademy.co.uk/

跨产业的领导人才培养情况

共同目标组织 ——共同目标组织（Common Purpose，CP）针对全体领导人才，它不是仅限于当选领导、企业领导和当权领导，而是包括了社会各产业界的所有领导。该组织帮助处于领导和决策职位上的个人在其各自的企业、领域和整个社会中高效工作。它提供给来自各年龄层、各种生活背景和产业界的领导者一系列培训项目，同时也提供给那些想成为领导的公民及那些梦想改变世界（或只想改变和自己相关的那部分世界）的人们一个网站平台。那些从CP走出来的人们，其中极少有人能保持自己一开始的偏见或工作实践经验一成不变。随着他们视角越来越宽广，他们的视野也不断开阔；随着他们视野开阔了，他们的决策工作便越来越出色。他们共同炼就了一套网络体系，该体系能在他们的企业和社区运作中发挥主要影响，并且，没有什么别的经验途径能提供这套网络。在CP的体验对于人们的工作能产生深远影响，它也以一种真正与众不同的方式挖掘了人们的领导潜力。CP的培训项目造就了一批可以超越他们前辈的领导人才，也导致了领导者在其直接的控制管理工作以外收获其它的工作副产品。

相关网站: www.commonpurpose.org.uk

温莎领导力信托基金（Windsor Leadership Trust，WLT）——温莎领导力信托基金相信，出众的领导人才对社会能产生积极有力的影响。WLT在温莎堡的圣乔治楼举行一系列特殊的会议和咨询交流活动，它籍此为领导人才提供机会来提高他们自身的领导智慧和洞察力。社会各产业界的领导都能参加，包括商业界、政府、军队、宗教派别和公益组织等的领导。WLT培训针对的是已经处于战略领导职位的领导人才，和被认为有潜力达到更高职位的那些人。作为当前和未来的领导者，培训项目参与者肩负着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所作的决策会在更广阔的社会范畴内发生影响，通过分享演讲者们吸引人的经历和所讲授的知识，参与者将对这类影响有更深刻的思索和认识。强大的跨产业培养网络的出现为那些继续从事领导工作的个体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和实践基础。

相关网站: www.windsorleadershiptrust.org.uk/

英国领导力开发 部分 2
英国领导力开发 部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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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统计学介绍

1.2总体和样本

他们是什么？科学研究通常开始于一个关于特殊的群体（或者是多个群体）的个体一般的问题。例如，研究者可能对离异对青春期前的儿童自尊心的影响感兴趣。或者研究者想测试男性的政治态度并与女性的来比较。在第一个例子中，研究者感兴趣的是青春期前的儿童这个群体。在第二个例子中，研究者想要比较男性和女性这两个群体。在统计术语中，研究者想要研究的整个群体称为总体。

定义 总体是特定研究所感兴趣的所有个体的集合。

像你所想象的那样，一个总体可以非常大—例如，地球上的所有女性的集合。研究者可能会更加详细的限制研究的总体，只研究那些在美国已经注册为选举人的女性。也许研究者只想研究包含州首脑的那些女性总体。总体在规模上可以有很明显的变化，从很大到很小，取决于研究者如何定义这个总体。被研究的总体应该总是由研究者决定。另外，总体不只是需要包含人—它可以是老鼠、公司、工厂生产的部件或者是其他研究者所想要研究的事物的总体。在实践中，总体是非常大的，比如美国四年级儿童的总体，或者是小企业的总体。

尽管研究问题关心的是整个总体，但是通常情况下，研究者不可能测验感兴趣总体中每一个个体。因此，研究者从总体中典型地选择一个小的、更可控的群体并且将他们的研究限制在这个所选择的群体里的个体。在统计学术语中，从（一个）总体中选择的个体的（一个）集合称为样（一个）样本。样本是拟其总体的代表，样本应该总是取决于选择它的那个总体的情况。

定义 样本是从总体中选择的个体的集合，在研究中它通常拟定代表总体。

就像我们看待总体一样，样本在规模上也可以变化。例如，一个研究将测验一个学前项目中的10个儿童的样本，另一个研究可能要用到多于1000个注册选举人来代表一个主要城市的总体。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阐述了从总体中选择出来的样本。然而，这实际上只是样本和它的总体之间关系的一半内容。尤其是当研究者完成了样本测试以后，其目的是把结论推广到整个总体。要知道研究是开始于关于总体的一般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研究者研究样本，并且把从样本得到的结论推广到总体中去。样本与总体的全部联系如图1.1所示。

变量与数据 通常，研究者感兴趣的是在总体（或是样本）中的个体的特殊特征，或者是影响个体的外在因素。例如，研究者可能对天气对人们的心情的影响感兴趣。当天气变化时，人们的心情会随之改变吗？那些可以变化的或者有不同值的事物叫做变量。

定义 变量是一个特征或者条件，是不同个体的变化或者是有不同的值。

再次，变量是使一个个体不同于其他个体的特征的集合，例如高度，体重，性别，或者人格。此外，变量可以是变化的环境条件，例如温度，时间，或者是研究控制的房间的大小。

为了说明变量的变化，有必要在变量测验中进行测量。每个个体测量得到的叫做数据，或者更一般的叫做分数或原始分数。分数的完整集合叫做数据集合或者简单的叫做数据。

定义 数据是测量值或者是观测值。数据集合是测量值和观测值的集合。一个数据是一个单一的测量值或者是观测值，一般称之为分数或者原始分数。

在我们继续学习之前，我们应该再多总结一些样本、总体和数据的要点。之前，我们从个体的角度定义了总体和样本。例如，我们讨论了一个未成年儿童的总体和一个学前儿童的样本。然而，预先提示，我们也涉及到了分数的总体或者样本。因为典型的研究包含了测量每个个体以得到分数，每个个体的样本（或者总体）产生了相关样本（或总体）的分数。

Chapter 1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1.2 Populations and samples

WHAT ARE THEY？

Scientific research typically begins with a general question about a specific group (or groups) of individuals. For example, a researcher may be interested in the effect of divorce on the self-esteem of preteen children. Or a researcher may want to examine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for men compared to women. In the first example, the researcher is interested in the group of preteen children. In the second example, the researcher wants to compare the group of men with the group of women. In statistical terminology, the entire group that a researcher wishes to study is called a population.

DEFINITION A population is the set of all the individuals of interest in a particular study.

As you can imagine, a population can be quite large—for example, the entire set of women on the plant Earth. A researcher might be more specific, limiting the population for study to women who are registered vo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haps the investigator would like to study the population consisting of women who are heads of state. Populations can obviously vary in size from extremely large to very small, depending on how the investigator defines the population. The population being studied should always be indentified by the researcher. In addition, the population need not consist of people—it could be a population of rats, corporations, parts produced in a factory， or anything else an investigator want to study. In practice, populations are typically very large, such as the population of fourth-grade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population of small businesses.

Although research questions concern an entire population, it usually is impossible for a researcher to examine every individual in the population of interest.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s typically select a smaller, more manageable group from the population and limit their studies to the individuals in the selected group. In statistical teams, a set of individuals selected from a population is called sample. A sample is intended to be representative of its population, and a sample should always be identified in terms of the population from which it was selected.

DEFINITION A sample is a set of individuals selected from a population, usually intended to represent the population in a research study.

Just as we saw with population, samples can very in size. For example, one study might examine a sample of only 10children in a preschool program, and another study might use a sample of more than 1000 registered voters representing the population of a major city.

So far we have talked about a sample being selected from a population. However, this is actually only half of the ful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ample and its population. Specifically, when a researcher finishes examining the sample, the goal is to generalize the results back to the entire population. Remember that the research started with the general question about the popula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 researcher studied a sample and then generalizes the results from the sample to the population. The full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ample and a population is shown in Figure 1.1.

VARAIABLES AND DATA Typically, researchers are interested in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s in the population (or in the sample), or they are interested in outside factor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individuals. For example, a researcher may be interested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weather on people’s moods. As the weather changes, do people’s moods also change? Something that can change or have different values is called a variable.

DEFINITION A variable is a characteristic or condition that changes or has different values for different individuals.

Once again, variables can be characteristics that differ from one individual to another, such as height, weight, gender, or personality. Also, variables can b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at change such as temperature, time of day, or the size of the room in which the research is being conducted.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changes in variables,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measurements of the variables being examined. The measurement obtained for each individual is called datum, or more commonly, a score or raw score. The complete set of scores is called the data set or simply the data.

DEFINITIONS Data (plural) are measurements or observations. A data set is a collection of measurements or observations. A datum (singular) is a single measurement or observation and is commonly called a score or a raw score.

Before we move on, we should make one more point about samples, populations, and data. Earlier, we defined populations and samples and samples in terms of individuals. For example, we discussed a population of preteen children and a sample of preschool children. Be forewarned, however, that we will also refer to populations or samples of scores. Because research typically involves measuring each individual to obtain a score, every sample (or population) of individuals produces a corresponding samples (or population) of scores.

相关推荐：前言

弗雷德里克·格雷维特
拉里·沃尔诺

作者简介

作者弗雷德里克·格雷维特（Frederick J.Gravetter）是纽约州立大学（Brockport）心理系教授，教授统计学、认知心理学和实验设计，教龄近40年，教学经验丰富。另一作者拉里·沃尔诺（Larry B.Wallnau）是同一所大学的心理系教授，著述颇丰，其教学研究成果多次获奖。

内容简介

统计学为行为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客观、系统地描述和解释其研究成果的方法，是相关专业的必修课。本书不仅教会学生掌握统计学的工具和方法，而且传授了科学研究应遵循的客观性和逻辑性原理，是这一领域极受欢迎的教科书。第6版保持了清晰、准确的语言风格，细致地讲解重要概念，分步呈现具体统计过程，辅以大量图表，精心设计例题、练习题，附录还提供统计学公式汇编等，更加有利于教学。

出版信息：

出 版 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 I S B N ： 9787301128978 定价：￥62.00
购买链接：培文书系.心理学影印系列—行为科学统计学精要（第6版）
原版推荐：Essentials of Statistic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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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nted a new challenge”
-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workers’ thoughts about their career changes
“我想要新的挑战”
-员工关于职业变更的想法的跨文化差异
译者：弈昕 提交日期：2010年5月28日

It’s not many generations ago that workers expected to have a job for life, most probably one that followed in the footsteps of their father, and his father before that. In many of today’s richer societies, it’s all different. Longer education and greater individual choice mixed with mergers, take-overs and bankruptcies mean that people’s careers are typically punctuated by a series of distinct transitions or chapters. But how do people perceive these transitions and do such perceptions vary between cultures? To find out, Katharina Chudzikowski and her colleagues interviewed a mix of over a hundred nurses and blue- and white-collar workers from five countries - Austria, Serbia, Spain, USA and China.

不久之前很多员工还希望能够跟随自己父辈甚至祖父辈的脚步，拥有一份终身工作。但对当今很多相对富裕的社会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更长的受教育时间，更好的个人选择与公司的兼并、收购以及破产的互相作用意味着人们的职业生涯往往会被一系列重大的转变所打断。但是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如何去感知并且理解这些转变呢？Katharina Chudzikowski和她的同事们采访了来自奥地利、塞尔维亚、西班牙、美国和中国五个国家的包括护士、蓝领和白领阶层在内的超过一百名员工去寻找答案。

Their stand-out finding?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dn’t ever attribute a career transition to an external cause, such as conflict with a boss. Not once. Instead they tended to mention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ir desire for a fresh challenge. By contrast, workers in China almost exclusively stressed the role played by external factors. Meanwhile, workers in the the European nations were more of a mix, attributing their career transitions to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他们突出的发现是什么呢？美国的员工从不会将职业的转变归结于外部因素，比如与老板的冲突。一个也没有。相对的，他们倾向于提出内部因素，比如他们对新挑战的渴求。相比之下，中国的员工大多专门强调外因起到的作用。而欧洲国家的员工更倾向于同时归因于内部和外部因素。

The researchers said a lot of the transitions reported by the participants, especially in the USA and Europe, were positive. Generally-speaking, people are known to be biased towards attributing positive events to themselves, and so it’s perhaps little wonder that many workers attributed all these positive career transitions to internal cause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rs said, “in many cultures ‘being in charge’ of one’s life is positively valued. Conversely, reconstructing crucial career transitions as purely triggered by external circumstances does not convey a great amount of competence.”

研究者说，被采访者，尤其是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所述的许多转变是积极的。一般而言，人们会偏向于将积极的事件归因于自身，所以我们可能对员工将所有积极的职业生涯转变归因于内部原因这点并不感到奇怪。研究者补充道：另外，在许多文化中，‘负责’自己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相反的，将职业生涯转变纯粹归结于外部条件的触发是能力缺乏的表现。

Where workers showed a greater tendency to attribute their career transitions to external causes, this seemed to be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a collectivist culture and an economy in flux. “Countries with more dynamic economic change show a stronger emphasis on organisational and macro factors,” the researchers said.

员工更倾向于将他们的职业生涯转变归因于外部原因的表现，可能与集体主义文化和不稳定的经济状况的影响相关。研究者说：“经济状况不断变化的国家更加强调组织和宏观因素。”

Apart from the value of its findings, the study also provides a useful demonstration of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conducting cross-cultural research. For example, whilst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the participants’ native languages, the transcripts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or qualitative analysis, which raised some interesting problems. For example, some German-speaking interviewees cited “Wirtschaft” as an influencing factor - a word that can mean economy, industry, commerce or business world, but which also has mythical-religious undertones. There’s no real direct equivalent in English.

此研究不仅得到了很有价值的发现，也帮助我们看到了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会遇到的困难。比如说，采访使用的是被访者的母语，采访记录在被翻译成英文用于定性分析是会出现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一些说德语的被访者引用“Wirtschaft”作为一个影响因素。Wirtschaft的意思有经济、工业、商业、工商界，但是也有潜在的宗教涵义，但英语中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词汇。

参考文献：
Chudzikowski, K., Demel, B., Mayrhofer, W., Briscoe, J., Unite, J., Bogićević Milikić, B., Hall, D., Las Heras, M., Shen, Y., & Zikic, J. (2009).
Career transitions and their causes: A country-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82 (4), 825-849
DOI: 10.1348/096317909X474786
原文来源：http://bps-research-digest.blogspot.com/2009/12/i-wanted-new-challenge-cross-cultur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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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二

实验二是为了检测负注意定势能否在抽象的概念的水平上诱导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使用了两种类型的D1，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第一种D1和数字T2有着同样的知觉和概念属性，而中文数字在知觉属性上区别于数字T2，但是在概念范围确实一致的。问题是中文的D1能在多大程度上诱发负注意定势和损害T2的成绩，并且是否T2的ERP反应会不会有N2pc和SPCN效应。

3.1 方法

3.1.1 被试

22名右利手的北大的学生，他们没有参加过本研究中的实验一，两个被试的ERP数据被剔除，由于他ERP们数据的质量太低。剩下的20名被试有正常的颜色视觉和正常的矫正视力。

3.1.2 刺激和程序

实验有三个重要的条件：D1缺失，阿拉伯数字D1，中文数字的D1。中文数字D1和阿拉伯数字D1出现在T1之前的lag1位置。每种条件下有200个刺激序列，T2经常出现在中央注视点的左边或右边，且左右出现的概率相等。使用了200个补白的刺激序列，即没有阿拉伯数组或中文数字的D1镶嵌在RSVP的刺激流中。此外，使用了100个只有字母的补白刺激序列。总共900个刺激序列被分为20个区组。正式实验开始之前先呈现24个练习刺激序列。刺激呈现，收集、分析行为数据以及ERP数据的程序和实验一相同。

3.2. 结果

3.2.1. 行为结果

对T1的准确率进行3（D1的条件）X2（T2的位置）的方差分析显示，D1条件存在主效应，F(2,38)=7.14,p<0.01。中文数字的D1的条件下的T1的准确率显著低于阿拉伯数字D1和D1缺失的条件，ps<0.01，而阿拉伯数字D1和D1缺失的条件则彼此没有差异，p>0.1。不像阿拉伯数字D1，中文数字D1出现在lag1 的位置的时候损害了T1的成绩。T2的位置的主效应不存在，T2的位置和D1的条件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Fs<1。

T2和T1都报告正确的正确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D1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38)=18.88,p<0.001,在D1缺失的条件下的T2成绩要显著好于D1存在的条件下T2的成绩，ps<0.001。中文数字的D1和阿拉伯数字的D1条件下的准确率没有达到显著差异，p>0.1。T2的位置的主效应不存在，T2的位置和D1的条件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Fs<1。

对入侵率进行了2(D1条件)X2（T2位置）的方差分析。D1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19)=20.86,p<0.001,阿拉伯数字D1条件下的入侵率要显著高于中文数字D1下的入侵率，其他效应不显著，Fs<1。

表2.实验二中D1条件下的平均值。方差分析中的主效应的F值。

3.2.2. T2的ERP反应

六组配对电极的差异波展示在图5中。对N2pc潜伏期进行3（D1条件）X6（电极对）的方差分析。D1条件下差异显著，F(2,38)=3.41,p<0.05,中文D1条件下潜伏期延迟最大，D1缺失的情况下延迟最小，阿拉伯数字的D1情况下居中（表2）。尽管Bonferroni校正校验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只有D1缺失条件下和中文数字的D1条件下存在显著差异，p<0.05，但是在D1缺失，阿拉伯数字D1，中文数字D1条件下，潜伏期却是成线性趋势增加的，并且是显著的，F(1,19)=9.0,p<0.01。D1条件个电极对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明显，F<1。

N2pc的峰振幅和SPCN的潜伏期以及峰振幅都没有发现任何的主效应以及交互作用。另一方面，T2的ERP在T2报告错误的情况下受到了明显的抑制，和实验一的情况一样。（图5）

图5.同侧的T2反应的ERP减去对侧T2的ERP的差异波，从P3/4,P5/6,P7/8，PO3/4,PO5/6,PO7/8平均化。错误报告T2 的差异波也包括在内.。

3.2.3．D1的ERP反应

阿拉伯数字的D1，中文数字的D1，D1缺失（字母分心项）的三种条件下的差异波在图6中进行了描述。很明显，两种D1在都诱发了一个N2，其中额叶中央处最大。统计分析显示两种条件下N2都显著大于零条件，ps<0.001，表明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的D1都诱发了负注意定势。此外，中文数字的D1条件下的N2峰振幅比阿拉伯数字的D1条件下的要更负，p<0.01。潜伏期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图6.实验二中的D1f反应的配对电极的差异波。D1缺失的条件下lag1处的分心字母的ERP反应作为基线，并且从D1存在的条件下的D1的ERP反应中减去。

3.2.4 T1的ERP反应

和实验一相同，T1的P300在D1的条件下没有差异。

3.3. 讨论

这个实验说明中文数字的D1和阿拉伯数字的D1都能损害T2成绩，中文数字D1条件下的N2pc效应比阿拉伯数字条件下的要稍微强一点，这和中文数字D1条件下的N2强于阿拉伯数字D1条件下的相一致。行为方面，中文数字D1和阿拉伯数字D1对T2的成绩的损害程度一样，但是阿拉伯数字的D1比中文D1导致了更多的侵扰误差率。和阿拉伯数字不一样，尽管T1的P300没有受到D1操作的影响，但是中文的D1损害了T1的成绩。

中文数字D1对T1成绩的影响可以归因于它对注意捕获的能力。中文数字在知觉属性方面区别于周围的分心字母，并且母语为汉语的被试对这些属性更加敏感。这种突出性可能增加中文D1捕获注意的几率，从而向T1转移注意就不那么容易了。正文D1条件下打的N2部分程度上反应了这种注意捕获。因此，中文D1能头通过两种路径影响T2的成绩以及T2的N2pc：注意捕获导致AB并且负注意定势对抽象的数字范畴起作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T2的N2pc在中文D1的条件下要比阿拉伯D1条件下延迟的厉害。

尽管在D1缺失，阿拉伯D1，中文D1三种条件下T2的N2pc的潜伏期成线性增加趋势，但是，和实验一不同，阿拉伯d1和中文D1条件下并没有达到显著差异。比较表1和表2，我们发现实验一中阿拉伯D1条件下lag1处的N2pc的潜伏期是220ms，而实验二是216ms实验一中D1缺失的条件下的N2pc的潜伏期是181ms，实验二中是209ms，没有明显的转变。因此，当D1没有实际存在的时候改变刺激的组成（如用中文数字作为D1）在一定程度上会对T2的N2pc的潜伏期造成影响。此外，在阿拉伯数字的D1的lag1的条件下的侵扰误差率在两个实验里并没有达到显著差异，t(34)<1。T2和T1的准确报告率也 没有不同，t（34）<1。这些结果表明，引发实验二中T2的N2pc的潜伏期效应可以归因于刺激组成的相对复杂性导致了大脑对基线刺激的反应。也有可能是实验二中D1的不确定性可以重塑对于数字范畴的注意定势，从而在基线条件下具有更大的负性。尽管在知觉特征方面区别于阿拉伯数字T2，中文的D1也能损害T2的成绩并且延迟T2的N2pc，这些都表明负注意定势可以建立在抽象的语义范围内。

4. 实验三

我们解释了实验一和实验二中阿拉伯或者中文D1对T2成绩以及T2的N2pc潜伏期的负影响是由于D1诱发了与D1和T2的语义范畴相对的负注意定势。这种注意定势具有范畴特异性，只有D1和T2具有同意范畴并且和任务相关时才会建立。有一种解释是D1通过一种非特异性范畴的机制损害了T2的加工，这种机制和对分心字母偏倚以外的任何项目都具有作用的负注意定势相关，或者和偏移D1特征的注意捕获有关。因为D1和T2在知觉方面个字母产生了偏移，普遍的负注意定势就建立在了D1的基础上并且这种注意定势对字母流中的知觉特征有一点相似的任何项目都有一种抑制作用。根据这种观点，任何D1只要在知觉方面偏移了字母项就会损害T2的成绩以及延迟T2的N2pc的潜伏期，即使在D1和T2不属于同一语义范畴也是这样。这种机制的一种变异就是特征偏移的D1捕获了注意并且D1引起的注意资源的枯竭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T2成绩。按照前面讨论的，这种注意捕获解释不能很好的解释数字D1对T1成绩没有损害，T1距离D1比T2还要近，并且D1唤醒的额叶中央的N2大于P300。

实验三为了排除非特异性范畴的普遍的负注意定势的解释。在这个实验里，我们使用了三种类型的D1：在阿拉伯数字D1，中文数字D1的基础上添加了键盘符号D1，在特征和知觉方面都不同于T2和分心字母项。如果是普遍的负注意定势而不是特异性范畴的注意定势在起作用，那么符号的D1就会想实验一和实验二中那样损害T2的成绩以及延迟N2pc的潜伏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负注意定势就是特异性范畴，符号D1应该对T2几乎没有影响。

4.1. 方法

4.1.1. 被试

十五名右利手的北大学生参加了本次实验，他们没有参加过实验一和实验二，并且有被试费。

4.1.2. 刺激和程序

刺激和程序除了一下四个方面其他的和以上两个实验相同。首先，每个RSVP总的项目呈现82ms，而不是100ms，项目之间没有时间间隔。第二点是除了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符号D1可以使用以下形式的任何一种： “?”, “#”, “/”, “%”, “>”, “<”, “*”, “ˆ’’ 。此外，采用了传统的RSVP形式，也就是，T2在中心位置出现，和分心项，D1，T1出现的位置一样，T2出现的同时也没有伴随的分心项。最后一点不同是T1到T2之间的TOA采用了三个水平（lag1，lag3，lag8）而D1到T1之间的TOA总是lag1.因此在实验里是3（TOA）x4（D1的类型，包括D1缺失的情况）的被试内因素设计。在每种混合条件下有32个刺激序列。实验共有384个刺激序列，被分为8个区组。正式实验开始前有24个练习序列。

4.2 结果

T1总的准确率为80.1%（图7A）。TOA和D1的条件作为被试内两个因素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D1的条件存在主效应，F(3，42)=7.99,p,0.001.Bonferroni校正事后多重比较显示D1缺失条件下的T1准确率（84.5%）显著高于符号D1（78.3）和中文D1条件下的和准确率（76.6%），ps<0.05，但是却和阿拉伯数字D1（81%）情况下的准确率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表明符号D1和中文D1比阿拉伯数字D1在注意捕获和损害T1成绩强很多。TOA的主效应也达到了显著，F(2,28)=7.81,p<0.01，lag1的T1的准确率（82.9%）显著高于lag8（78.6%），p<0.05，lag3的T1的准确率（78.9%）在他们之间。D1和TOA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6,84)=1.44,p>0.1。

T2成绩（T2和T1都正确）（图7B）用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分析， D1条件的主效应达到显著，F(3,42)=37.97,
p<0.001。而在符号D1的T2准确率（68.6%）和D1缺失下T2的准确率（70%）没有差异，阿拉伯数字和中文D1条件下的T2的准确率显著低于前两种条件下的准确率，ps<0.01并且他们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这些结果说明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的D1损害了T2的成绩，但是符号D1则没有损害。TOA的主要应也达到了显著，F(2,28)=23.89,p<0.001,lag1的T2准确率（73.3%）最高，lag3处（44.6%）最低，lag8处(64%)居中,是一种典型的AB效应。D1和TOA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6,84)=1.77,p>0.1。

对侵扰误差率进行了2(D1类型：阿拉伯数字D1和中文数字D1)x3（TOA）方差分析。D1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14)=4.94,p<0.05,阿拉伯数字的D1下的侵扰误差率（33.8%）比中文D1下的高（23.3%）。TOA的主效应也达到显著，F(2,28)=12.42,p<0.001,lag1的侵扰误差率（20%）显著低于lag3处的(37.2%)，lag8居中(28.5%).D1类型和TOA骄傲互作用不显著。

图7.实验三中T1和T2的成绩。A是T1正确识别的比例。B是T2正确识别的比列（T1和T2都正确识别）

4.3. 讨论

结果显示符号D1和中文D1都对T1成绩造成了损害。更重要的是，阿拉伯数字D1和中文数字D1损害T2成绩并且诱发侵扰误差，相对D1缺失作为基线符号D1对T2成绩没有影响。更进一步，D1对T2的影响和TOA无关，表明D1效应独立于T1诱发的AB效应，并且这种效应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符号D1对T2影响的缺失使得我们可以排除将由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D1引起的T2的受损（T2准确率以及N2pc潜伏期）归因于一种普遍的负注意定势，非特异性范畴可能性，这种负注意定势由刺激在知觉属性上偏移D1所致。同时也可以排除将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D1引起的T2的受损归因于注意捕获和由D1引起的注意资源的枯竭。尽管符号D1损害了T1成绩，很可能是通过注意捕获，从而对T2成绩没有影响。

这个实验也显示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条件下lag3TOA和lag8TOA均有T2受损。尽管我们在实验一实验二中使用了lag5，lag5并非最佳AB效应和负注意定势影响T2最大的位置，但是由于ERP实验的设计，lag5足够解释D1诱发的负注意定势对T2成绩以及N2pc潜伏期的影响。

5. 总的讨论

本研究调查了T1之前的D1诱发的负注意定势是否能够影响线性的靶刺激的加工，以RSVP刺激流中的T2的准确报告率和引发的ERP作为指标。呈现和数字T2术语相同概念范畴的D1，并且测量T2诱发的N2pc。在实验一和实验二中，T2报告错误的条件下比起T2报告正确的条件N2pc受到了明显的抑制。此外，阿拉伯数字的D1无论是lag1还是lag3（实验一）以及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D1的lag1（实验二）处均诱发了N2和延迟了N2pc的潜伏期。尽管T1的准确报告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文D1的影响有所减小，但是T1的P300在每个实验里都没有受到D1的影响。行为数据和ERP数据所得的结果一致，说明和T2属于同一语义范畴的阿拉伯数字D1或者中文数字D1都引起了T2的受损和T2报告时的错误入侵。实验三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行为证据，添加了知觉上偏移分心字母以及范畴内偏移T2的符号D1，结果显示对T2没有影响。符号D1和中文D1都损害了T1成绩，和实验二相一致。这些发现证明了RSVP刺激流中的线性靶刺激的加工能够被和靶刺激有着相同语义属性的D1所诱发的负注意定势所损害。

通常认为加工系统采用了负注意定势来抑制RSVP刺激流中的分心刺激。一项Maki和Padmanabhan的研究证明当在RSVP刺激流中插入和T2有着相同属性的项目之后AB效应被扩大了。Olivers和Watson也观测到当在T1之前呈现与T2具有相同颜色和任务不相关的分心刺激后T2受到了损害。我们以前也有研究扩展了这两项研究，显示在线性的刺激序列的基础上能够建立抽象的语义范畴内的负注意定势。在现在的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的D1都能损害数字T2的成绩并且导致T2报告时的侵扰误差。然而，这些行为数据还不能对下面这个问题提供明确的证据， T2的损害是否归因于在靶刺激进行报告的提取阶段的D1和T2之间的竞争，或者是归因于D1诱发的负注意定势对数字表征的抑制。

现在的研究提供了电生理信号，需要忽视的和随后呈现的T2有着相同语义范畴的特殊分心项D1不仅诱发了和抑制相关的额叶中央的N2，也诱发了对D1和T2的数字范畴期抑制作用的负注意定势。因为T2不得不克服这种抑制，所以T2的N2pc的潜伏期延迟了。鉴于N2pc反应了注意资源对T2的线性分配，N2pc潜伏期的延迟证明了T2的线性加工能够被建立在刺激序列基础上的负注意定势所抑制。

重要的是，这种负注意定势是一种特异性范畴，由于d1和T2有着同样的语义范畴并且和任务相关，而不是一种普遍的，建立在对知觉上偏移字母分心项任何项目起作用的加工模式的负注意定势。实验三证明，知觉上突出的分心项（符号D1），对T2的准确率没有影响，即使它捕获了注意并且影响了T1的成绩。由D1诱发的特异性范畴的负注意定势被进一步支持了，因为和T2有着同样语义范畴的中文数字D1也能够对T2的成绩和N2pc的潜伏期造成损害，即使和阿拉伯数字在知觉上几乎完全不一致也是这样的。尽管D1和T2知觉上的相似性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还是可以说明D1诱发的负注意定势可以建立在抽象的语义范畴内。因此，我们扩展了Olivers和Wastson的实验。

这些发现对于当前的关于AB机制的讨论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介绍，TLC假设，T1的加工占据了前额叶皮层的中枢系统，并且负责自上而下的输入过滤器的控制信号。T1之后的分心项改变了过滤器的设置，并变为了受自下而上细腻下控制的输入。因为这种过滤器的设置最初是根据自上而下的任务进行配置的，于是和T2不能及你想那个匹配了，T2加工就受到损害，导致了RSVP中普遍观察到的AB效应。尽管TLC假设被发现在AB范式中存在内源性的线索的事实所攻击，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研究和我们先前的研究都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来反对这种假设。T1的加工不能解释D1所诱发的负注意定势，而是增强了。如实验一中由D1和T1距离所引起的效应。此外，这种特异性范畴的负注意定势似乎持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D1 700ms后呈现T2仍可以发现T2仍然受影响。显然，自上而下的控制在AB期间并没有丢失并且TLC假设不可能成为解释AB机制的广泛的理论，这些发现也和其他空间领域的注意定势的研究相一致。Tipper和Driver在一项实验里观测到了负启动效应也能发生在一种抽象的语义的水平上，视觉分心项（一幅狗的照片）呈现在一个刺激序列里并且随后呈现听觉的探测刺激（单词猫）。此外，在一项非AB任务里，Koivisto和Revonsuo发现和注意刺激有这相同语义范畴却没有共同的知觉特征的预料之外的刺激比起语义性的不相关的刺激更能侦测到。结合现在的研究，我们可以说一种普遍的抽象的基于范畴的注意定势时通过时间或空间存在于注意选择过程中。

总而言之，通过测量对RSVP刺激流中的靶刺激的行为反应和ERP反应，我们证明了T1之前的特殊分心物D1能够诱发负注意定势以及损害线性的T2的加工，延迟T2的N2pc。这种负注意定势必然限定在一种抽象水平上，并且是特异性的范畴，使得只有在抑制唤醒的D1和靶刺激在相同的语义范畴内时才能发挥作用。

ERP研究:负注意定势对快速视觉呈现中的靶刺激加工影响 1

原文来源：
The impact of negative attentional set upon target processing in RSVP:An ERP study
Dexuan Zhanga,Xiaolin Zhoua,Sander Martensd Neuropsychologia 47 (2009) 2604–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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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negative attentional set, a form of top-down attentional bias, can
be set up on a trial-by-trial basis and impair online target processing in an RSVP (Rapid Serial Visual
Presentation) task in which two targets are to be identified. Using the N2pc (N2 posterior contralateral) –a component in the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evoked by lateralized targets – as an index of attentional selection, we demonstrated that the online processing of the second target (T2) can be inhibited by a category-specific negative attentional set elicited by a special distractor (D1) prior to the first target (T1) and that this attentional set can be set up at an abstract, conceptual level. A digit T2 was presented on the left or right following a central RSVP letter stream which had a unique red letter T1. Another digit or a Chinese number character was presented prior to T1 as D1, which had to be ignored. Relative to the D1 absent condition, either type of D1 impaired T2 performance and delayed the N2pc response to T2.D1 elicited a frontocentral N2 peaking at about 300ms post-onset of D1, suggesting that D1 is indeed an inhibition-evoking stimulus. A further behavioral experiment ruled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D1 impairs T2 performance via attentional capture or a category-unspecific, general negative attentional set.

Keywords:Attentional blink,Attentional set,RSVP,ERP,N2pc,N2

摘要：本研究研究了以自上而下注意为基础的负注意定势是否能够建立在样例学习的基础上并且损害RSVP刺激流中线性的靶刺激的加工，在这种RSVP刺激流中有两个靶刺激要被识别。使用了N2pc这种被一侧的靶刺激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的成分作为注意选择的指标，我们证明了T2（第二个把刺激）的线性加工能够被特异性范畴的负注意定势所抑制，这种负注意定势由一个T1（第一个靶刺激）之前的特殊分心项D1所诱发，并且能够建立在抽象的概念的水平上。一个数字T2呈现在RSVP字母流中央字母的左边或右边，在这种刺激流中包含了一个单独红色字母T1。另一个阿拉伯数字或者中文数字作为D1出现在T1之前，D1需要被忽视。相对于D1缺乏的情况任何一种类型的D1都能损害T2的成绩并且延迟N2pc。在D1呈现后300ms后D1诱发了额叶中央的N2波峰，表明D1确实是一个抑制诱发刺激。进一步的实验排除了D1通过注意捕获或者非特异性范畴的普遍的负注意定势损害T2的可能性。

1.引言

人类常常暴露于改变着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之中，但是其中只有一部分适合我们的目标以及意向有关的。为了更有效的选择信息，我们的大脑可以采取不同的注意定势。这些注意定势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它们能够提高我们应对周遭世界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除了对刺激的特别属性偏倚的正的注意定势，对刺激的特别属性偏倚的负注意定势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正的注意定势和负注意定势对人类的影响已经被许多先前的研究论证过了。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靶刺激和与任务无关的分心刺激在同一时间不同位置上呈现。相对来说，当靶刺激和与任务无关的分心刺激在不同时间呈现时的注意定势的操作的研究很少。一种很有用的研究不同时间的注意选择的办法就是注意瞬脱范式。在这种范式里，是用一种视觉快速呈现刺激流的方式，要求对两个靶刺激(T1,T2)中的第二个反应，当两个靶刺激间隔在200-500ms时，对第二个靶刺激(T2)的反应会受到损坏。

近年来，关于注意定势在注意瞬脱期间是怎样操作的已经成为理解瞬脱机制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人假设，当观察着搜寻RSVP刺激流中的靶刺激时，正的注意定势被用来加快靶刺激的编码，与此同时，负注意定势则限制分心刺激d哦编码。在RSVP任务中的正的注意定势的作用已经被很多实验证明过了，在这些实验中，当T2被分心刺激线索化后，T2识别的准确率有很大提升。

类似的，负注意定势也可能在和任务不相关的分心刺激抑制方面起作用。比如，Maki和Padmanabhan（1994）使用了注意瞬脱任务范式，他的T1为一个白色字母，T2为黑色的数字，分心项为黑色的字母。数字的靶刺激在每个刺激系列开始时候呈现，要求被试记住该数字，并且判断它是否在RSVP刺激流中出现，并且判断T1.他们对该任务重复操作了十多天，并且T2的成绩随着练习有明显提升。然而，当把分心刺激改换为数字和字母的混合刺激时，T2的成绩却发生了明显的下降。作者认为，被试使用了抑制的注意定势来应对分心刺激，并且包含分心刺激中的数字的T2也被抑制了。

然而，正如Maki和Padmanabhan所认为的那样，混合条件下受损的T2成绩也可以解释为在视觉短时记忆中的数字的提取时的竞争。负注意定势是否在AB中起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和近期关于AB机制的讨论十分有关。传统的AB理论将AB归因于后知觉的瓶颈或者注意资源的耗竭。和传统的AB模型相反，暂时性失控理论（TLC）假定感觉系统最初被设置为可以排除T1前面的干扰项而使T1顺利通过的的输入过滤器。这种设置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它由中枢处理器发出信号进行控制。当T1通过过滤器时，中枢处理器开始对T1进行处理，并且自上而下的控制信号就间断了。T1之后的干扰项改变了过滤器的设置，变为了受自下而上的控制，导致了选择T2时的困难，因为过滤器设置不再和T2相匹配了。如果混合条件下受损的T2成绩确实是由于在报告期间的提取竞争所致，那么TLC假设就能够成立。如果，负注意定势不能被T1加工所分散，并且它对T2的成绩有影响，那么TLC就不成立了。

在时间相关电位里，线性的靶刺激选择能够被许多成分所指示。其中一种成分就是N2pc，它在刺激后200-300ms诱发，在与刺激目标位置对侧的大脑后部区域的电极上被观察到。它反应了在靶刺激特征刚开始被加工之后或者在内隐的注意转移完成的时候的对靶刺激的空间的注意分配。在N2pc之后，SPCN也被诱发，它也是在与刺激目标位置对侧的大脑后部区域的电极上。SPCN是在靶刺激后300ms开始，通常被认为反应了在工作记忆阶段为了以后的反应选择的靶刺激的表征或者靶刺激的报告。先前的研究发现，当T2在AB期间呈现的时候比在AB之外呈现的时候诱发的的N2pc和PSCN被抑制和延迟了。这些研究都表明N2pc和SPCN对于靶刺激的表征的激活水平很敏感。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负注意定势对RSVP刺激流中的线性T2加工的影响的电生理证据。我们进行了两个ERP实验，在实验中，被试需要在T1之后分心项的字母中搜索T2，T1为一个红色字母，T2为一个数字，分心项为字母。在一些刺激序列中，在T1之前添加了一项特殊的分心刺激D1，D1和T2有着相同的语义范畴。在要求忽视D1的情况下，和数字范畴相对的关于D1表征和维持的负注意定势对就被激活了。比较T2的成绩和有无D1的刺激序列的ERP反应，我们可以判断在多大程度上负注意定势在刺激序列的基础上产生和它在多大程度上对线性T2加工产生影响，用的ERP的指标为N2pc和SPCN。如果D1的存在对T2的加工产生了负的影响，那么对于T2的N2pc则会被抑制或延迟。

为了检测负注意定势能否建立在一个抽象的概念的水平上，我们改变了D1和T2之间的相似性，在实验一中D1和T2都是阿拉伯数字，而在实验二中D1可能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是中文里的数字。因为中文的数字D1和阿拉伯数字T2在特征的感知觉上不同，中文数字的D1对阿拉伯数字T2成绩的影响和对应于T2的N2pc的抑制都可以作为负注意定势能够建立在语义水平上的证据。

为了排除D1对T2成绩的影响仅仅是由于D1的注意捕获（消耗注意资源）或者仅仅由于一种普遍的，非特异性的负注意定势对新项目的反应，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行为实验，在实验三中，除了用中文D1，阿拉伯数字D1，又加入了键盘符号来表示D1。如果一个偏离RSVP刺激流的简单的特征能够损害T2的成绩，那么符号D1就会和阿拉伯数字，中文的D1一样也对T2的成绩产生类似的影响。

2.实验一

实验一是为了检测在呈现阿拉伯数字D1时负注意定势是否建立，是否对T2的成绩以及T2对应的ERP成分产生影响。我们对D1和T1的距离进行了操纵，使得D1能够在在T1之前的作为第一个(lag1)或者第三个(lag3)项目出现。我们预期，lag1的D1对T2编码的损害要比lag3的D1对T2损害要严重的多，因为负注意定势可以被T1的加工所增强。T1被认为消耗了大部分注意资源，这样当T1靠近D1的时候就它对D1的表征发挥更大的抑制作用。

2.1方法

2.1.1 被试

从北大选取了十六名右利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实验。这十六名被试平均年龄22.1岁，八名女性，八名男性。右利手的被试是经过中国人惯用手问卷筛选出来的。所诱被试要求具有正常的色觉还有正常的视力或者矫正视力。实验之前每个被试都签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得了心理系学术委员会的同意。

2.1.2 刺激和程序

图1.实验一和实验二中的刺激程序的示意图。每个项目呈现100ms，每个主要项目之间没有空白间隔。

本实验有三个重要的条件：D1缺乏的条件作为比较的基线，在lag1位置上的D1是在T1之前立即呈现的，lag3位置上的D1是在T1呈现之前的第三个项目。在每个重要的条件下，T2以相同的概率出现在注视点的左边或者右边（在每个D1的条件下左右两边分别有100的刺激系列）。两种类型的补白序列混合在关键的序列里，一种是在RSVP刺激流中有100个补白的序列它们仅仅由分心字母所组成（没有D1,T1,T2），一种是100个补白序列只有D1和分心项呈现。在补白序列里一个字母分心项代替了T2。总之，对于每个被试来说，有800个刺激序列，这些刺激序列被分为了20个区组。此外，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有24个刺激序列用来练习。

被试坐在一个声音已经衰减过的房间了，离计算机屏幕大约1m的距离，双手握着手柄方便反应操作。刺激在刷新频率为100hz的显示器上呈现。被试用右手拇指俺手柄上的一个按钮开始每个刺激序列。一个十字形的而注视点伴随RSVP刺激流呈现1ms。D1和T2为2-9中的阿拉伯数字，而分心项为除了D，I，Q，Z的大写字母。D1和T2在一个刺激序列中总是不一样。

所有的刺激（除了T1）都在黑色的背景中以白色呈现，T1是一个红色的字母。T1以相等的概率在RSVP刺激流中的第七到第十一个位置呈现。每个RSVP项目呈现100ms，并且对应着0.3°*0.4°的视角。D1，T1和字母分心项都在屏幕的中央呈现。T2和伴随着它的分心项彼此大约为4°，它们呈现在屏幕中央十字注意点的两侧。T2总是在T1之后作为第五个项目出现（TOA=500ms）。接下来的刺激框出现在T2和它的分心项的位置，包含两个掩蔽的分心项。在这些掩蔽之后，中央注视点在另外呈现600-1000ms，使得总的刺激流能够持续2200ms。在RSVP刺激流之后，会出现一个八个字母组成的字符串，被试要对T1进行判断，并且通过手柄上的按钮水平移动字母下光标。当由8个数字组成的字符串出现的时候，被试要对T2进行判断，反应方式和T1一样。被试尽可能快的进行反应。选择正确与否会很快的在每个靶刺激反应完之后呈现。鉴定任务不包括补白的序列。

在这个实验里我们在T1和T2之间使用了固定的时间间隔（lag5，TOA=500ms），而不是像大多数AB实验中使用变化的TOA，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在先前的研究里，（也可以在本论文的第三个实验里）我们发现无论是阿拉伯数字的D1还是中文数字的D1，T1和T2之间的时间间隔在lag1到lag8之间的都能影响到T2的成绩。第二，在AB效应最大的时候（lag2或lag3）观测T2的N2pc不是最理想的，根据先前的研究，当T2和T1比较接近的时候比T2远离T1（比如lag8）的时候T2的N2pc会抑制的更明显。最后，使用lag5可以允许我们检测T1的P300，同时也不会使对T2反应的ERP产生扭曲。

2.1.3. ERP记录

使用国际10-20系统扩展的64导电极帽记录EEG。左眼上下安置电极记录垂直眼电（VEOG），双眼外侧安置电极记录水平眼电（HEOG）。电极AFz作为接地电极，左侧乳突为参考点。每个电极处的头皮电阻保持在5KΩ以下。为了减少眼电伪迹，在注视和呈现刺激流期间要被试尽可能的避免眨眼或者眼动。

滤波频宽为0.1一100Hz，采样频率为250Hz。数据使用30Hz的低通过滤器去除高频波，最后进行基线校正和平均。

2.1.4 数据分析

波幅大于±75μV时被自动剔除。对T1或者T2反应错的也剔除出去。在没有D1的 以及lag1和lag3的D1的三种情况下200个刺激序列里分别有28.9%，34.6%，33.5%的数据被剔除出去。依照这个程序，每个被试的ERP数据都建立在50个或者50个以上的刺激序列之上。

为了确定D1是抑制诱发刺激，D1的ERP从每个刺激序列D1呈现后的的200ms到600ms之前提取出来，对于D1的前200ms进行基线校正。对于没有D1的刺激序列里lag1或者lag3位置的字母分心项的ERP也用相同的方式处理。它们作为D1对比的基线。统计分析方面，30个电极被分为了15对:C3/CP3,C4/CP4,C5/CP5,C6/CP6,Cz/CPz,
F3/FC3,F4/FC4,F5/FC5,F6/FC6,Fz/FCz,P3/4,P5/6,P7/8,PO3/4,PO5/6,Pz/POz。用D1存在的条件减去D1不存在的条件的差异波用来分析，以避免T1和分心项诱发的ERP的干扰。N2的负的波峰决定了采用刺激之后200-450ms的时间窗。

对于T1的ERP则是从T1开始之前的500ms和之后的500ms中提取出来。因为在一些刺激学列里，D1在T1之前-300ms呈现，-500到-300ms被用来进行基线校正来避免基线被D1诱发的活动所污染。统计分析方面，30个电极被平均分为15对:C3/CP3,C4/CP4,C5/CP5,C6/CP6,Cz/CPz,F3/FC3,F4/FC4,F5/FC5,F6/FC6,Fz/FCz,P3/4,
P5/6,P7/8,PO3/4,PO5/6,Pz/POz。P300的波峰决定了采用T1之后200-500ms的时间窗。

对于T2的ERP是从T2呈现之后的200ms-600ms的波段中提取出来，对于前200ms进行基线校正。T2一侧的活动区域用P3/4,P5/6,P7/8,PO3/4,PO5/6,PO7/8记录。N2pc和SPCN是用T2同侧的电位减去对侧的电位得出的，N2pc和SPCN的峰振幅分别是在150-300和350-600ms的时间窗里发现的。

对D1的N2，T1的P300的潜伏期进行统计分析。T2的N2pc和SPCN则根据刀切法进行分析。潜伏期和波峰建立在每个被试的平均值的基础上，并且对这些平均值进行方差分析和t检验。特别是，为了判别ERP成分的潜伏期，使用刀切法和一项相对标准的技术相结合的办法，根据峰振幅达到50%的ERP的起始点作为时间点。

2.2结果

2.2.1 行为结果

表1.实验一中D1条件下的均值。方差分析中的主效应的F值

三个实验T1的准确率平均为97%。条件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意味着对T1的报告不受D1存在与否以及T2位置的影响。表1总结了主要的行为和ERP数据的统计结果。

对T2准确性分析的时候已经剔除了对T1错误报告的刺激序列。对T2准确率进行两因素的被试内的方差分析。两个因素是D1的条件（D1缺失，为lag1和lag3两个位置）和T2的位置（左右），方差分析显示，T2的位置没有主效应，F<1，但是D1的条件下存在主效应，F（2，30）=30.37，p<0.001。T2和T1都报告正确的准确率在D1存在的条件下最高为79.7%，在lag1的DI1 的情况下最低为70.7%，在lag3的D1的情况下剧中，为73.8%。

Bonferroni校正后多重比较后显示D1缺失和另外两个条件有显著性差异,ps<0.05，lag1和lag3处的D1只有轻微的差异，p=0.083。D1的条件和T2的位置没有显著的交互作用，F<1。这些结果表明D1的存在会损害T2的成绩，并且D1越接近T1，损害越大。

入侵率（即当D1存在并且T1准确报告的时候,D1被当作T2报告的刺激序列的比例）也和T2位置，D1的条件作为被试内因素来进行方差分析。发现T2位置的主效应不显著，F<1。而D1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15）=22.42，p<0.001,lag1的D1的入侵率比lag3的要高。T2的位置和D1的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2.2.2 T2的ERP反应

图2 实验一中的T2同侧的ERP反应减去对侧的ERP反应的差异波。错误报告T2的差异波也包括在内

T2对侧和同侧的差异波，在后侧电极的电极对平均后作为D1操作的一项功能指标，如图2。对侧和同侧之间的没有正确报告T2（T1报告正确）的差异波也呈现在图2中。四个被试的数据由于少于20个正确回答所以被剔除。剩下的12名被试中，平均每个被试有55个无瑕疵的T2在左边的刺激序列，53个T2在右边的刺激序列来计算对T2报告错误的ERP。如图2所示，错误报告T2诱发的N2pc和SPCN比正确报告T2的受到了严重的抑制。

N2pc的潜伏期和D1的条件以及配对电极作为被试内因素进行方差分析，D1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30)=6.70,p<0.01（见表1）。Bonferroni校正多重比较显示D1的缺失和lag1有显著性差异，t(15)=3.57,p<0.05,D1的缺失和lag3也有显著差异，t(15)=3.74，p<0.05，表明D1的存在延迟了T2的N2pc。

对于SPCN的潜伏期，D1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F(2,30)=3.19,p=0.055,lag1或者lag3的D1对SPCN的潜伏期有轻微的影响。N2pc和SPCN的峰振幅没有发现主效应。

2.2.3．D1的ERP反应

图3所示，和分心字母项相对应的位置相比，在lag1和lag3的数字D1诱发的N2波峰大约在300ms时候出现。和零相比这些N2效应达到了显著性，ps<0.001，他们彼此没有不同，F<1。对潜伏期的小刀分析也没发现在D1存在的两种条件下有不同，F<1。这些结果表明D1诱发的负的ERP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和D1离T1的距离没有显著差异。

图3.D1反应的差异波和实验一中的配对电极形式相同。Lag1或者lag3在D1缺失的情况下的分心项的ERP作为基线，由从D1存在的情况下的相对位置对D1反应的ERP中减去所得。没有T1的情况的波形从D1存在和缺失的补白序列的差异波中提取出来

2.2.4.T1的ERP

图4展示了三种实验条件下T1诱发的ERP。很明显，三种条件下T1诱发的P300成分以及P300成分的大小没有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表明，分配给T1的注意资源的大小受D1操作的影响很不明显。

图4。实验一中的配对电极的T1的ERP

2.3．讨论

行为数据的结果显示数字D1会损害T2的成绩，但是对T1的成绩没有影响。T2的N2pc和SPCN被存在的D1所延迟，但是T1的P300没有被D1操作所影响。

N2pc潜伏期的延迟说明对于一侧的T2的注意资源的分配被D1的存在所延迟。只有在T1和T2都报告正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延迟，可以归因于D1诱发了和T2有同样知觉和概念属性的负注意定势。在D1被忽略的情况下，尽管有对T2的反应定势，但是它们共有的属性还是被编码到负注意定势里去了，这种负注意定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任何相同范畴的项目起作用。属于该范畴的成员包括T2的表征会受到抑制，并且容易被字母分心项所干扰，而且还要和D1竞争。此外，和TLC假设不符合，D1的存在没有打乱负注意定势的功能而是加强了。T1和D1越接近，T2的加工就越少，N2pc的潜伏期就越长（11ms，尽管没有达到显著性）。T2的识别完全错误的情况下（图2）N2pc几乎完全消失了，这就为这种抑制的解释提供了证据。抑制导致分配给T2的注意资源的减少，以至于报告T2时出现较高的错误率。

D1的存在诱发一个负的成分，FCz处的波峰在300ms时最大。关于负性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它反映了对字母流中的菲特异性的偏离的检测。然而，对于为什么这种非特异性的唤醒的是N2，而不是P300还不能够很好的说明。此外，实验三（下边将进行描述）显示和任务不相关的突出性的偏移对于T2的成绩没有影响。另一个解释是额叶中央的N2反映了对抑制D1的尝试。先前的研究的确已经证明恶业中央的N2是被抑制go/no-go or stop-signal任务以及其他的控制冲突的任务中的唤醒刺激所诱发的。在go/no-go任务中，比如在go的刺激序列里要求快速的反映，在一个no-go的刺激序列里要求抑制这种强势反应。No-go的刺激序列比起go的刺激序列有一个相对明显的N2的提高。在现在的而研究，和抑制与任务不相关的分心字母相比，需要额外的努力用来抑制T1之前的D1。因此我们可以说与数字范畴相对的负注意定势建立在存在D1的基础上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延迟对T2的注意分配。

ERP研究:负注意定势对快速视觉呈现中的靶刺激加工影响 2

原文来源：
The impact of negative attentional set upon target processing in RSVP:An ERP study
Dexuan Zhanga,Xiaolin Zhoua,Sander Martensd Neuropsychologia 47 (2009) 2604–2614
原文下载：http://sciopsy.org/journal/ERPstudy.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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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4

我们在实验3中发现自我肯定能引发高水平的心理解释，而在实验4中我们试图寻找高水平解释在克服自我损耗中所起作用的因果证据。据此，我们操控了开始时自我控制的运用以及被试肯定自我所定义的价值的解释水平，然后我们测量的自我控制。

实验4中的被试要写一则故事，他们要么以需要自我控制的方式来写，要么以不需要自我控制的方式来写（同实验1）。然后被试对一系列价值进行排序，继而描述他们为什么会追求排在首位的价值（高水平肯定）或者他们是怎样追求这些排在首位的价值的（低水平肯定）。切记，这些指导语构成了对心理解释水平的操控，我们提出这一心理机制可以中介自我肯定对损耗状态下自我控制的效应。这种对中介效应的实验取向已得到若干理论家的推崇，因为它使对事件因果链的强有力推论成为可能。

为了测量自我控制的结果，我们让被试玩一个电脑游戏，在这个电脑游戏里，他们要么选择较短延迟，因而得到较少的奖赏，要么选择较长的延迟，因而得到较大的奖赏。达到最多奖赏（分数点）的最佳策略就是长时等待而获得较高的奖赏。等待是令人厌烦的，因而被试必须压制住选择更具有刺激性但却较少奖赏的诱惑选项，即较短的等待却也较少奖赏的那个选项。与这种推理相一致，研究已经发现相比于不冲动的个体，冲动个体在这个游戏上赚取了更少的分数点。我们据此可以把高分点看成是反映了良好的自我控制。我们预测在高解释水平上肯定自我可以克服先前自我控制的损耗效应，而在低解释水平上肯定自我则不会。其结果是，先前的自我控制应当导致了在延迟满足游戏上较少的分数点，除非被试在玩游戏之前于高心理解释水平上肯定了自我。这样一种模式会强有力的表明解释水平在自我肯定对自我控制的影响上起着实质性的作用。尽管如此，也有可能不论在何种水平上表达核心价值，它都会促进自我控制。如果表达核心价值就是自我肯定对自我控制资源恢复性效应的关键所在，那么我们应当发现自我肯定提高了对较大却也较长延迟奖赏的选择，不管是在低水平上还是在高水平上，其结果都是相似的。

方法

被试和设计 96名本科生（31名男生）单独来到实验室以参加名为行为和个人价值的实验。他们被随机分配到2（自由书写 vs.调节书写）×2（高水平肯定 vs. 低水平肯定）析因设计的条件中。

自我损耗操控 实验开始于一个简短的书写任务。同实验1所采纳的任务毫无二致。自由书写条件下的被试接受到的指导语是叙述一次他们最近旅行的经历，而调节书写条件下的被试则进一步的被告知在写作的过程中避免使用a和n这两个字母。如此一来，一个组就被要求避免使用两个常见的字母来调整他们的写作，另一个组则不加限制的写作。

自我肯定操控：高水平解释 vs.低水平解释 在书写任务一结束，被试马上评论一系列价值和个人特征，并且要他们从个人重要的角度对之进行排序。在排序之后，被试还要完成一个简短的练习，这其实构成了解释水平的操控。高水平肯定条件下的被试要在表格低端的那个方框内写下他们认为最终的价值，然后在垂直上升的另外四个方框内说明他们为什么会追求这一价值；而在低水平肯定条件下的被试则在表格的顶端的那个方框内写下他们认为最终要的价值，然后在垂直下降的另外四个方框内说明他们是怎样来追求这些价值的。在说明了他们为什么（或怎样）追求排在首位的价值后，被试完成一个心境状态测量表——Wales大学科学和技术学院心境形容词核查表。

自我控制因变量测量 被试最后的任务是玩一个电脑游戏，这款游戏的灵感来自关于延迟满足的经典研究。游戏的进程如下：两个图形（圆形和方形）会呈现在屏幕上，被试的目标是选择（点击）图形以累积分数点。如果被试选择了圆形，那么电脑会冻结3秒钟，然后会有3个分数点被添加到位于屏幕上部的计数器里。这个选项代表了较少，也更直接的奖赏。如果被试选择了方形，那么屏幕会冻结15秒钟，然后会有15个分数点被添加到计数器里。这个选项代表了较大，却也更延时的奖赏。即是说，被试在游戏的每一次尝试中要么选择能迅速带来较少分数点的那个图形，要么选择缓慢释放更多分数点的那个图形。不只等待是令人厌烦的，这往往让被试失去耐性，而且也有研究表明人们渴望获得分数点，即使这些分数点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

被试通过完成4次练习获悉游戏的奖赏结构，然后开始30次的正式尝试。在30次中所赚取的分数点就是因变量。选择较大的但却延时的奖赏而不是较小的却也更直接的奖赏是良好自我控制的常见指标。所以可推断被试所赚取的分数点越多，他们就具有越好的自我控制。

结果

我们的首要假设是在书写任务上自我控制的运用会减少被试在电脑游戏上所获得的分数点数量，除非被试在高（或低）解释水平上肯定了自我。2（自由书写 vs.调节书写）×2（高水平肯定 vs. 低水平肯定）的方差分析显示了所预期的交互效应，F（1，92）=4.04，p＜.05。我们同时也观察到了书写条件边缘显著的主效应，F（1，92）=3.47，p=.07；以及显著的肯定自我的主效应，F（1，92）=4.63，p=.03。

计划比较揭示了低水平肯定条件下被试的自我损耗效应，即他们在自我调节书写任务后所得的电脑游戏分数点(M=247.37)相较于自由书写条件组(M=316.52)更少，t（92）=2.58，p=.01。而那些在高心理解释水平上肯定了自我的被试，不论是调节书写组(M=321.69)还是自由书写组(M=319.07)都表现出了良好的自我控制，p＞.09。而且，自我肯定的操控并没有影响自由书写组在延迟满足游戏上的得分，F＜1。在最初的书写任务上运用自我控制的被试，高水平肯定组的得分要多于低水平组的得分，t（92）=2.85，p＜.o1。就是说，自我肯定消除了自我损耗效应，但却只对那些在高水平上自我肯定的被试来说是有效的。

解释水平操控核查 我们遵循由Liberman和Trope所确立的编码方案以验证我们的自我肯定操控是否引发了不同的心理解释水平。两名评判对被试的反应进行编码，评判并不知道被试所在的条件。如果一个反应表达了个体追求某一价值的手段，那么就赋给-1分。例如，“常给他们打电话”这一反应代表了被试追求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良好关系的价值。如果一个反应表达了个体为何追求某一价值的的抽象原因，则给予+1分。例如，“他们总是守望着我”这一反应代表了被试为什么珍视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良好的关系。不符合上述标准的反应得0分。对每个被试反应的评定总加起来构成了在-4和+4之间浮动的心理解释水平的指标。高分指代了更为抽象的心理解释。两个评判的评定是高度相关的(r=.89)，所以得分是被同等平均的。正如所预期的，与表达怎样才能追求他们排在首位价值的被试相比(M=-3.70,SD=0.72)，表达了为什么追求排在首位价值的被试产生了更多的抽象反应(M=2.81,SD=2.33),F(1,92)=302.10,p＜.001。书写条件的主效应（p=.27）和书写条件与肯定条件的交互效应(p=.42)都不显著。

我们同时也检验了心理解释水平中介自我肯定操控对随后延迟满足表现效应的程度。在调节书写条件下，肯定操控的效应被心理解释水平所中介。

具体地，自我肯定对操控对随后自我控制效应的中介和非中介效应的差异估计处于3.76和77.94之间(95%)。因为0并没有在95%置信区间内，所以我们可以得出间接（或中介）效应在p＜.05.水平上与0是差异显著的。所以，自我肯定对随后自我控制的效应在校正了被试表达心理解释水平的影响后减少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调节书写条件下，价值任务中的心理解释水平预测了随后电脑游戏上的表现(B=6.74，p＜.05)。而在自由书写条件下（即，无损耗），心理解释水平并不能预测随后的延迟满足游戏的表现，(t＜1)。

讨论

实验4的结果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即在高心理解释水平上肯定自我能抵消自我控制的损耗资源，而在低心理解释水平上肯定自我则不能。因而，心理解释水平在自我肯定对处于损耗状态下的自我控制的有益效应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这些结果表明并不是所有对个人核心价值的反思都能过促进良好的自我控制。如果这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自我控制的损耗性运用之后，高水平和低水平的肯定都能增加对较大但却延时性奖赏的选择。与之相反，我们发现仅仅是高水平上的自我肯定增加了这种选择。

与实验1和实验2的结论一致，只有当被试先前进行了自我控制，高水平的自我肯定才能增强了自我控制。如果先前没有进行自我控制，高水平肯定也不能影响随后的自我控制。这种模式再一次表明自我肯定仅在自我损耗时才能有助于成功的自我调节。在没有损耗时，自我肯定似乎对自我控制没有影响。

总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自我肯定可以抵消自我损耗。我们通过发现先前的自我控制努力引起随后意志努力减少的现象重复了典型的自我损耗模式，包括疼痛忍耐力（实验1），困难任务的坚持性（实验2）以及延迟满足（实验4）。更为重要的是，在两个任务间歇中表达了核心生活价值之后，这些效应都完全的消失了。

本研究证据表明自我肯定是通过提高心理解释水平来抵消自我损耗的。以往的研究已经指出高水平心理解释有助于成功的自我调节。本研究中，我们发现肯定核心价值导致被试偏爱更为抽象的事件描述（实验3）。这也说明了自我肯定产生了高心理解释水平。而且，我们发现在高心理解释水平上肯定自我消除了自我损耗效应；而在低心理解释水平上肯定自我则没有（实验4）。高心理解释水平似乎是自我肯定对处于存好状态下自我控制有利效应的关键要素。

既有的研究确立了自我肯定可以强有力地缓解对自我的负性反馈以及对自我的其他一些威胁，结果自我肯定的个体放弃了对威胁防御性、自我保护性的反应，转而作出更为开放和无私的反应。本研究的发现则把自我肯定的益处拓展到了意志领域内，包括疼痛忍耐力，任务坚持性以及延迟满足。结合以往有关自我肯定有助于抵消对自我关注的威胁的证据，本研究的发现指出自我肯定既可以防护自我概念也可以提升自我调节功能。

自我肯定，解释水平，和自我控制

我们发现自我肯定改善了自我控制,但仅对那些有过损耗的个体而言才是适用的。以往的研究表明旨在提高心理解释水平的操控甚至对那些没有损耗的被试来说也改善了他们的自我控制。相对于高心理解释水平，为什么自我肯定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才对自我控制的有改善作用呢？假如就像我们所提出的，高心理解释水平有助于自我肯定效应。

对于这种现象存在几种可能的解释。首先，我们所用的自我肯定操控并不等价于解释水平操控。我们观察到自我肯定增加了对行为抽象描述的偏爱（与较高的心理解释水平相一致；实验3），但是相比于以往研究对心理解释水平的直接操控，自我肯定操控有可能产生混合的心理解释水平，既有高水平也有低水平。在本研究的实验1、2和3中，自我肯定条件下的被试既指明了为什么排在首位的价值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也描述了这一价值在他们的生活中格外重要的特定时间。这与经典的增加心理解释水平的操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仅让被试专注于为什么会追求这一目标的陈述。这种对于原因的专注很有可能比自我肯定操控更能提高心理解释水平。如果这种分析有理，那么自我肯定操控所增加的心理解释水平可能还不足以改善无损耗个体的自我控制。注意，在自我损耗条件下（此时心理解释水平更低；Vohs & Schmeichel，2003），即使是产生高低混合解释水平的操控也足以提高心理解释水平，继而促进自我控制。

其次，既有的研究也表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较高或接近较高的心理解释水平上执行功能的。这样一来，就难以在基线水平以上大幅度的增加心理解释（继而改善自我控制）。从这种观点来看，把心理解释推向更高水平的操控对自我控制将会有更强的效应，因为此时个体的心理解释水平较低或者较具体。资源损耗了的个体会在相对较低或较具体的心理水平上进行操作。因此，提高心理解释水平的操控应当对损耗的个体有更大的影响，而无损耗个体（他们已经在较高的心理解释水平上了）则获益较少。这也正是我们所观察到的模式。

对于这种现象的第三种说明涉及因变量的测量。具体来说，已有表明高心理解释水平增强良好自我控制大部分研究都使用了行为意向、非约束性选择以及对假想性情节的反应来作为对自我控制的测定。例如，在其中的一个实
验中，被试阅读假想的情节，这个情节描述了他们所要购买的产品，然后让他们指出愿意即刻或者在以后的某个时间里支付多少钱来购买这项产品；他们在即刻和将来所支付价值之间的较小的差异被认为是良好自我控制的反应。与我之相反，在本实验中，我们使用了自我控制的行为测量，这需要被试去压制或改变第一时间内的强大反应倾向（即，疼痛忍耐力，任务坚持性以及延迟满足）。（注意在Fujita等，2006，的研究2中，曾使用一种自我控制的行为测量，即在抓握任务上的坚持性，因而在解释水平对自我控制的文献中是一个值得留意特例。）高心理解释水平尤其有可能影响对假想未来事件及即刻事件的决策。相比于对行为意向或对假想情节反应的影响，高心理解释水平更难以影响行为。尤其是当自我肯定操控相对于更为直接的解释水平操控对增加心理解释水平不那么有效的时候。

我们并不赞成心理解释水平总是提高自我控制的观点。恰恰相反，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心理解释对于成功的行为控制都是必要的。执行一个新异的、不同寻常的或者复杂难解的任务常需要较低的心理解释水平或者集中于任务表现所要求的具体步骤上。而且有研究表明形成具体的行为意向可以改善在为数众多的任务上的表现。本研究所有的自我控制任务并不罕见或复杂，所以它们更有可能从自我肯定中获益。特异自我控制任务尤其是新颖的自我控制任务要求对具体细节的专注，未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发现自我肯定或较高水平的心理解释对自我控制可能有不同的效应（有可能是有害的）。

当前的发现表明高心理解释水平有助于自我肯定对自我控制的效应，但是在何种意义上，心理解释水平可作为与自我肯定有关效应的基础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例如，虽然忽视或防御对自我的威胁可以在短期内有助于维持积极的自我关注，但是肯定核心价值却可以促进一个长远的、集中于健康或自我改进的反应而不是自我防御，因而，增强了对自我防御的有益反应。自我肯定把个体的心理解释推向较高的水平的倾向可能是自我肯定对自我防御效应至关重要的成分，而不只限于自我控制领域。

自我损耗和自我威胁

鉴于自我肯定减少了对自我威胁的防御性反应，同样也抵消了自我损耗的影响，因此值得把自我损耗和自我威胁加以比较和对照。自我损耗仅仅是自我威胁的另一种形式，如体验到失败或态度的不一致？以往的研究表明自我损耗并不是威胁的一种形式。首先，在关于自我损耗的多数研究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损耗与消极心境或自尊的下降有关联。与之相反，自我威胁往往增加了消极心境减少了自尊。例如，态度的不一致产生了不愉快或不适的心理状态， 失败反馈通常都能增加心境以及减少状态性自尊。

其次，积极的反馈并不能抵消自我损耗，而积极反馈却可以减少对威胁的防御性反应。积极反馈这种分化性的效应表明自我损耗与自我威胁截然不同。注意，以往的一些研究把积极反馈作为自我肯定的一种形式，所以本研究肯定核心价值可以抵消自我损耗的证据与以往认为积极反馈并不能抵消自我损耗的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行为的分离模式表明在自我肯定的各种操作化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我们任务肯定核心价值和接收积极反馈具有不同的效应，可以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价值肯定方法让被试亲身肯定他们生活中的价值，积极反馈却要求另一个人（或计算机程序），因而产生了基于价值的自我肯定所没有的人际互倚性。其次，积极反馈通常导致了自尊的增加和心境的改善，而肯定核心价值则并没有影响自尊和积极心境。第三，价值肯定方法是无评价性的，所以个体并没有被要求去判断他在追求这些价值时有多成功。积极反馈在本质上，包含了评价性的成分，即他人评价了个体的价值。第四，接收到积极反馈可能并没有同肯定核心价值一样增加人们的心理解释水平，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尚付阙如。

总之，自我威胁和自我肯定在心境状态和状态性自尊上有不同的结果，积极反馈对损耗自我和受威胁自我的影响也不同。所有这些都表明自我损耗并不是自我威胁的一钟形式。

在高个人重要性的自我控制任务上，遭遇了失败可能会威胁到自我，并且也会造成资源的损耗。我们知道这方面的经验研究还不存在。大多数关于自我损耗的研究都是都要求被试执行先前的自我控制任务（如压抑对白熊的想法或者执行Stroop任务等），而这种任务对被试来说不可能是重要的，因而也不可能造成对自我价值的有意义威胁。此外，本研究中，被试在先前的自我控制任务上是成功的。例如，在实验1和4中，损耗条件下的被试在写一则故事时成功地避免了使用字母a和n。所以被试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没有理由会体验到失败或其他对自我关注的威胁。

反过来，或许自我威胁也可能导致对自我损耗状态。确切地说，应付对自我的威胁可能损耗自我控制的资源。有关个人终老心理威胁的研究与这种观点是相一致的。有研究表明对死亡的提醒损害了随后的自我控制努力。例如，在一个实验里，先要求被试思考他们难免一死或者思考一个与死亡无关的厌恶性主题。几分钟之后，被试执行Stroop颜色-词干扰任务，这其实是作为压制自动反应能力的测量指标。先前思考死亡的被试在Stroop任务上表现更差，这表明应付自我威胁的努力妨碍了随后自我控制的努力。所以，自我损耗可以帮助解释与自我关注受到威胁有关的一些结果，尽管关于这一议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化。

结论

自我肯定除了可以缓释对自我概念的威胁，同时也有助于良好的自我控制。这一结论已被Steel(1988)所预见，他把自我肯定看成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把自我武装为有胜任力、良好、内部和谐、整体统一、稳定、能自由选择以及能控制重要结果的主体。本研究与Steele所说最后一条最为相关，即具有控制重要结果的能力。其实，自我肯定不止使人们感到能控制重要结果，我们的发现表明自我肯定事实上也有助于人们达到自我控制。

本研究衔接了人类心灵的两个重要元素，正是这两个元素是人类独立于动物王国。不像其他的动物，人类能够反思他们生活中的指导性价值观，而且人类表现出了远超过其他物种的自我控制能力。这两种能力一旦结合，就赋予了人类超越即刻的刺激环境，朝向抽象，长远的结果。本研究表明这两种能力是关联的。提醒某人生活中的指导性原则可以暂时改善自我控制上的表现，而如果不给与提醒，则自我控制就很可能失败。

自我肯定和自我控制:肯定核心价值抵消了自我损耗 1
自我肯定和自我控制:肯定核心价值抵消了自我损耗 2

原文来源：Self–affimation and self-control: Affirming core values counteracts ego depletion.
Schmeichel, B. J. and Vohs, K. (2009).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6, 4, 770-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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